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西元1161年)一個春日的午後,32歲的儒學中興大師朱熹,夢中來到孔子昔日講學的泗水之濱,醒來寫了一首〈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東風是春天的風。蘇軾〈江城子·別徐州〉:
為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
和煦的春風吹過,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用以比喻孔子春風化雨教誨的成果。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東部陪尾山南麓泉林寺,四泉同湧,故名泗水,與東北方過來的洙水合流而西,至曲阜東北二分,洙水在北,泗水在南。古曲阜建城在洙水和泗水之間,孔子居住的闕里和顏回居住的陋巷,在故城的西南一隅。不過滄海桑田,河川易道,如今泗水反在洙水之北。
孔子(西元前551-479年)的年代在春秋(前770-476年)後期,周天子失去權威,禮壞樂崩,無力維持綱紀。朱子說:
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五經讀本·春秋三傳·綱領》)
孔子嚮往周初社會之美好、民風之淳厚,希望重建禮制,使天下歸仁,恢復文武周公之治。但他「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朱子,《詩集傳·序》)只有懷着深沉的遺憾,離開這個他所熱愛的世界;他很感慨的對子貢說:「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熟能宗予?予殆將死也!」(《禮記·檀弓上》)
孔子離開我們雖然已經2500年,但他留下的思想包含無盡寶藏,仍待我們開發。朱子說:「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詩集傳·序》)
孔子
2021年4月,我的《孔子新傳: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既稱「新傳」,又要「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自然有若干與前賢不同之處。這些不同之處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歷史考據不同。現在選幾個重要的例子簡單說一說。
(一)孔母徵在去世的時間,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繫於孔子17歲。不過根據《禮記·檀弓上》: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父母去世滿一年為小祥。從這段孔門弟子的記載,可知徵在去世當在孔子施教之後,《闕里誌年譜》以為孔子24歲,更可能尚在24歲之後。
(二)孔子去魯後第一個造訪的國家,根據〈孔子世家〉是衛國,不過更可能先到了齊國。《論語》孔子和齊景公的對話共有兩章,〈世家〉將其並列於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初訪齊國與齊景公相見之時。其中〈微子·3〉: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這年只有35歲,尚未出仕,聲望也猶待建立,齊景公不可能以季孫和孟孫之間的地位和俸祿給他;齊景公這時不算老,也不能自己說「吾老矣」。我們如果將這段話延後,放在魯定公十三年,孔子55歲,方做完魯國的司寇攝相事,就完全恰當了。而且《論語·微子·3》下面一章正是: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三)孔子在匡和蒲的遭遇,根據〈世家〉,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師徒離開衛國南下到陳國,途經匡邑被疑為陽虎加以拘留。孔子使人向寜武子求助,始得放行,又回到衛都。寧武子是衛國大夫,這時已去世多年,孔子求助的應是蘧伯玉,經蘧伯玉推荐,始與衛靈公相見。3年後,也就是魯哀公二年,孔子師徒自陳返衛,過蒲,適逢衛國剛去世的賢臣公叔文子的兒子公叔戌據蒲叛衛,強迫孔子盟誓不去衛國方才放行。孔子發誓後,仍赴衛都。不過公叔文子逝世後,公叔戌被逐出衛,是因為他企圖剪除衛靈公夫人南子的黨羽。這件事發生在魯定公十四年,公叔戌逃亡至魯,並沒有據蒲以叛。錢穆認為孔子過匡、過蒲遇難,「只是一事兩傳。」(孔子傳)《論語》「子畏於匡」(子罕),並無子畏於蒲一說。
(四)孔子在陳絕糧。魯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根據〈世家〉,陳、蔡大夫懼孔子為楚所用,對他們不利,所以派出徒役圍孔子於野。實際情形是,吳、楚爭霸,在它們兩大之間的兩個小國,陳依附於楚,蔡依附於吳。蔡國為了尋求吳國的保護,於魯哀公二年自新蔡遷於州來,稱為下蔡。新蔡在陳的南方,下蔡在陳的東南方,距離陳已經很遙遠,陳、蔡兩國大夫不可能聯合起來圍困孔子。孔子師徒只是單純的因為吳國圍陳絶糧。《論語·衛靈公》: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這場危機因為楚國來援得以解除,孔子去陳赴衛。
第二類是對禮的見解不同。禮是儒家思想中最被誤解,並且最常受到誤導的一個概念。禮是倫理的準則,又是倫理的社會支援體系。作為倫理的準則,禮是形式,倫理是本質。本質需要形式彰顯,但形式不能凌駕本質。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
孔子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孔子又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
又,古人「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禮必須隨技術進步、經濟成長、社會結構與人際關係改變而調整,否則不合時宜,可能成為人性與社會進步的桎梏。這就是為什麼民初有人喊「禮教吃人」,要「打倒孔家店」的原因。
作為倫理的社會支援體系,禮是一種社會誘因制度。關於這一點,我最常引用司馬遷的一段話: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史記·禮書》)
在儒家的價值系統中,倫理優先於富貴,所以以仁義加以誘導,以法律予以約束。品德好的給他尊貴的地位,俸祿多的給他恩寵和榮耀,如此利用個人追求仁義、富貴、榮耀的動機,將每個人追求人生目標的努力組織起來,達到社會全體的目的。這個社會全體的目的在孔子時代是和諧、安定,在今天21世紀,則包括永續發展與世界和平。
這個社會誘因制度,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傳統停滯時代,由於資源集中於政府之手,有時為統治者所扭曲,用以達成統治階層的目的而不是人民全體的目的。進入現代成長時代,工商業發達,社會結構的中間組織擴大,如何形成健全的社會誘因制度,讓個人的目的與全民的福祉一致,不為任何特殊階級所操縱,應為研究儒家思想在21世紀最重要的課題。
原刊於《等閒識得東風面:當亞當·史密斯遇見孔子》,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等閒識得東風面:當亞當·史密斯遇見孔子》
作者:孫震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作者簡介:
孫震教授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從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主修經濟學,副修社會學。
現任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董事長。歷任台大經濟系教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台大校長、國防部長、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中國經濟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理事長、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理事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早期的著作以經濟學為主,2000年以來從企業倫理轉入儒學領域。近年研究的方向為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意義,及其對世界發展可能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