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非常作恆常

那將是難忘的一幕：去年11月中，港大主校園一個晚上給佔領了。整條「大學街」坐滿了黑衣人，到處是一夜築起的路障、傘陣。筆者曾任院長的柏立基學院（學術賓館）為例，黑衣人進入院內，一言不發，把所有搬得動的東西都搬出去了，就在外面的大學道築起了路障。到處都是一堆堆的「莫洛托夫雞尾酒」（汽油彈也）；也運進了幾百箱的鬥爭物資。次晨，行政人員聯同各學院院長，還有一些教授，分頭在校園到處與佔領者對話。才發覺，佔領者，很多不是港大學生；也有中學生，甚至不是學生；與其他被佔領的校園基本一樣。

那時候，也是中大與理大發生校園佔領。之後的幾個星期，聽到有不懂事的政客怪責各大學保衞不善。於是，校園的各個入口開始有了外聘的門衞，分布在不同地點的校舍。大多是健碩的非洲黑人（估計是向馬會學習得來的；交談中得悉他們來自非洲，但已在香港長期居留；原來香港有如此多的黑人），也有南亞的、尼泊爾的（看來是啹喀兵的後代）。一律的黑色西裝、黑皮鞋、黑領帶，日夜看守。凡是要進入校園，行人與汽車，一律要檢查本校證件，外人包括訪客，需要有邀請信。一位北京回港的學生，她丈夫就要有邀請信才能進校。

大學校園 社會共享

那還不過是上星期的事。除了很不方便之外，當時就想，就長期如此嗎？

一、從很現實的角度看，佔領者雖然有校外人士，但也的而且確有本校學生；本校的學生一樣可以組織行動。

二、要是真的照樣再來一次佔領，區區幾十個黑皮膚的門衞是抵擋不了的。

三、更重要的是，從此校園就不開放嗎？早上那些校園處處生氣勃勃作健身活動的、練習武術的；日間或者工餘前來使用圖書館的、聽講座的；早年的校友、未來的學生、家長，或者就是從遠處專門慕名來看看校舍的，都要在校園絕跡嗎？我們的校園要是變成這樣，那太可怕了！

幸虧，新的一年一開始，雖然門衞依然，但是一般不檢查證件了。走過、開車經過，那感覺太美好了。在校園裏，雖然港大還未開學，看到圖書館、學習館（Learning Commons）已經有了許多學生，不禁一陣喜悅。人們常說，沒有失去的，不會覺得珍貴。果然！

看到消息，幾所遭受過破壞的大學，都在加設入口檢查。大概也是因為前一段佔領校園的，不少是外人。目前的措施，是為了防範非本校人員入校破壞。這在非常時期，要讓大學和平開學，盡快恢復大學的常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聽到有高等院校，在研究設立永久的入校關卡。各校有各校的內政，不容外人置喙。但是值得想清楚──理想中的校園，是怎樣的校園？校園是知識的寶庫，是思想交流的匯點，也是學術、學者、學生與社會交接互動的場所。大學擁有豐富的智慧資源，並不由大學獨享。現在全球的趨勢，都是讓高等院校更加開放，而不是加固這些「象牙塔」。筆者到過的、工作過的許多成熟的大學，都是沒有門禁的。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大學是沒有什麼需要守衞的。

也可以閉眼想一想：要是整個校園，就像一個大企業，裏面進出碰面的都是自己的成員，那是我們希望見到的校園嗎？當然，也見過一些治安沒有把握的社會，因為怕不菲的設備儀器被盜竊，所以才門禁森嚴。又或者像美國的中小學，現在往往入校要過安檢，因為校園槍擊隨時會發生，那裏有經常性的風險。

這裏悟出一個道理，在非常時期發生的事情，也許需要一些特殊措施。這些非常規的措施，在當時來說，也許是必要的；即使是心理上覺得需要。但這些往往只是臨時的必需。是否就是應該成為恆常的常態措施，需要深思熟慮。

非常時期 異於常態

假如因為非常事件，暴露了平常的一些重要的漏洞，需要彌補這些漏洞，也許就需要改變常規的政策、措施、運作，以防止這些漏洞滋生更大的問題。那也許是必須的。

但是有些在非常時期發生的事情，卻不是因為漏洞而產生的。有一次在英文電台做節目，有人指摘高等院校對危險化學品保管不力。其實，所有大學，保管危險品都有嚴格的守則，因為洩漏是極為危險的。其中一位節目主持人當時就說，「有人用暴力破開堅固的門鎖，你怎麼辦？」在非常時期發生的非常暴力，就不是常規守則可以防範的。這裏面的風險，是政治風險，而不是保管措施。假如因此而加強防範措施，其實是捉錯用神，於事無補。但有時候就是為了應付壓力，”do something”，也是可以理解的。

看到消息，許多跨路的行人天橋，正在試驗圍上鐵絲網。又看到消息，許多地區的交通燈，燈面會加上鐵絲罩。原因很明顯，因為在暴亂之中，跨路天橋變成了居高臨下擲物、襲擊、堵路的據點；交通燈也成了破壞、發洩的對象。加上鐵絲防衞，是為了防止同樣的破壞再發生。但是，電視上訪問的途人，說的也對：「有什麼用？真的要破壞，還是可以破壞。」

筆者這裏並非那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思路。而是請想一想，鐵絲網的加裝，其潛台詞是：香港不一樣了，香港人隨時會破壞的。這是對法治社會的自我否定。法治社會的健康存在，不在於嚴刑峻法，也不在於清除犯罪機會，而在於大多數人有自己的道德與行為底線，自覺守法。又或者進一步說，在於遵守公共行為而不言而喻、不在話下。

例如交通燈，平常時期，誰會想到會遭到人為破壞。即使是動亂時期，也難以想像打壞交通燈有什麼政治意義？在過去數月的社會運動中，各種暴劣的破壞是社會無法接受的。我的許多外國朋友，就常常會問：破壞交通燈、割倒電燈柱、火燒商場、毀壞地鐵站，是為了達到什麼「革命」目的？即使是最激進的，也無法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相信大眾 營造常態

需要深思熟慮的是，前幾個月的暴力破壞，是非常時期的特殊情況，還是表示香港的法治精神，一去不復返？筆者認為，起碼應該看一看，想一想，等一等。

但是，恐怕不能因此就認為香港是一個沒有法治的社會，又或者這是無法無天的、只能「放棄」的一代。只能說，這幾個月，香港病了。或者說，不少人進入了激怒的狀態，無法制止，也無法自制。病後、脾氣過後，會怎樣？還要看一看。

最忌的是，看到一時的非常現象，就做出恆常的結論，從而做出長期性質的決定。就像一有牙痛，不由分說就去拔牙。牙痛只是一時的症狀，拔牙卻是終身不可逆的損失。

同理，各大學在處理佔領校園事件，取態不一樣，效果也不一樣。但無論如何都是面對令人措手不及的非常事件。校園佔領事件，高等院校都是受害單位，沒有了理由反而對院校大興問罪之師，彷彿是院校的長期失職，才引起佔領事件。不分黑白，讓院校雙重受壓。

院校需要做的，也是香港需要做的，是盡快恢復常態，而不是把非常時期的心態，在不知不覺之中盲目延長。這就需要相信市民的大多數，不能把少數人一時做的事，看成是大多數人的常態。也不應該因為少數教師涉及違法，就要大眾教師對號入座，說成是「白色恐怖」。莫把少數當多數！

也不能把非常時期的小事，放大成為不得了的大事。華仁的校監說得好：「怎麼喊兩句口號，就把學校說成是反動基地？」莫把小事當大事！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