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王室的心機和「今日頭條」化的民眾|趙靈敏

英國哈里王子的新娘梅根·馬克爾，因為過往的婚史、所拍電影中的激情鏡頭和不省心的家人，被一些媒體和民眾質疑為「虛偽」、「綠茶婊」，不被看好。根據益普索（Ipsos）調查機構在婚禮前幾天所做的民調，29%的英國民眾對梅根有好感，10%民眾沒有好感，超過60%民眾沒意見或不知道。至於哈里與梅根的婚禮，只有27%受訪者感興趣，多達67%不感興趣。

不過，與王妃頭銜的光芒和婚禮的美輪美奐相比，梅根的難堪是一時的；哈里過往女友無數，難得下決心安定下來，眼下看梅根當然那裏都好。對外界的風評，他們真的是無所謂。整件事中最難做的其實是英國王室的大家長和話事人、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對於她來說，無論孫兒哈里選的對象是誰，她除了面露喜色、點頭認可背書之外，其實沒有其他的選擇。

因為只要她行使否決權，不管理由是什麼，看起來有多正當，人們一定會認為她是在嫌棄梅根的婚史、有孩、黑人血統，在「政治正確猛於虎」的大環境下，這分分鐘可能釀成危及王室生存的致命政治風暴。因此，女王只有從善如流這一個選項。不喜歡梅根的吃瓜群眾至少可以吐槽，而女王連這樣做的權利都沒有，她甚至不能皺一下眉頭。

這是她從哈里的母親戴安娜王妃那裏獲得的最寶貴和慘痛的教訓。

模範女王

和今時今日講求輕鬆、親民的領袖氣質相比，92歲的伊利沙伯女王看起來一本正經、在履行職責時如臨大敵，看起來一點都不輕鬆。這和她獨特的成長經歷有關。

伊利沙伯二世的祖父是喬治五世國王，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喬治五世本來有一位哥哥是王儲，但後來死於肺炎。喬治五世倉促上陣，繼位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軍隊屢次遭受德國重創，死傷無數，英國人對德國深惡痛絕。但因為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艾伯特親王是德國人，喬治五世冠着一個德國姓氏，為了順應人民的情緒，1917年7月，他宣布王室改姓溫莎，並放棄德國授予他的一切頭銜和世襲權利，以示與德國劃清界限。這就是溫莎王朝的開始。喬治五世開創了王室接近民眾的作風，他經常參觀學校、醫院、工廠、農場，看到倫敦的孩子在骯髒的小胡同玩耍，他便將王室舉辦慶典活動的廣場讓出來給孩子。1936年喬治五世逝世，舉國哀痛，遺體運到威斯敏特大教堂，有將近100萬人不分白天黑夜前來憑弔。

喬治五世的長子是著名的愛德華八世，執政325天便退位了，其原因主要並非坊間所傳聞的「不愛江山愛美人」，而是荒唐和不負責任：把軍國大事當作玩笑一樣講給辛普森夫人，而辛普森夫人當時不僅尚未離婚，而且與納粹德國上層官員來往密切，英國政府一直懷疑她把重要情報洩漏給柏林當局，甚至認定她是納粹分子。為免釀成更大的事態，時任英國首相鮑德溫以內閣總辭職相威脅，迫使愛德華八世遜位。

同樣毫無準備的喬治六世上場了，他是愛德華八世的弟弟，伊利沙伯的父親。如電影《皇上無話兒》所述，他有嚴重的口吃，能力也一般。也因此，他格外勤奮並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二戰爆發後，喬治六世拒絕了內閣提出的王室撤離倫敦的請求，宣布全家將留守倫敦直到戰爭結束。他還冒着敵機轟炸的危險，每天訪問部隊、工廠。1943年，英軍攻佔了歐洲戰略要塞馬耳他島。喬治六世不顧邱吉爾和軍方的反對，來到馬耳他慰問軍隊。1952年喬治六世去世，邱吉爾親筆寫下悼詞：勇者無敵。

童年時代經歷了兩次王位繼承危機，目睹了伯父的不負責任和戰爭的殘酷，見證了祖父、父親如何克服困難、領導國家、最終贏得尊重，凡此種種讓伊利沙伯二世早早就明白了自身責任的重大。對她而言，國家和責任高於一切，既然鐘鳴鼎食，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放縱情緒、為所欲為，克制、犧牲、奉獻是君王的必修課。

於是，自1953年登基後，她嚴格要求自己，模範履行職責：她衣着得體，連裙子的重量都是計算過的，以保證不會被風掀起走光；即便只是虛位元首，她也努力做到對國政的細節瞭如指掌，曾經在1960、70年代四次擔任首相的哈羅德·威爾遜，就曾經提到他與女王討論倫敦南部交通規劃時的情形：女王能全面地把好幾屆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和決策經過講一遍；在私生活上，面對丈夫菲利普親王不斷發生的婚外情，她選擇了啞忍，努力營造和諧美滿的家庭形象。

但這一切的努力、多年的嚴於律己、自覺是個好君王的良好感覺，被兒媳戴安娜的死亡擊了個粉碎。

戴安娜之死的衝擊

戴安娜能被英國王室選中，是因為她符合傳統的王妃選拔標準：出身貴族，父親是第八代斯潘塞伯爵；高中都沒畢業，結婚前在幼兒園工作，年輕單純，沒有談過戀愛，宜於生養。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天真善良害羞的傻白甜，看起來容易掌控。在婚前和婚後，查里斯都和卡米拉·鮑爾斯維持着浪漫關係，這是公開的秘密，王室成員都不覺得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因為每一位威爾士親王都有情婦。戴安娜也知道，涉事不深的她以為憑自己的女性魅力就能讓他回心轉意。

但很快她就明白，一切只是徒勞。兩個興趣愛好、教育程度完全不同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走在一起的。這讓戴安娜痛苦不堪，出現了厭食和抑鬱，她通過幾種方式來排遣：

一方面，從其他男人那裏獲得慰籍，在和查里斯15年的婚姻裏面，已知的戴安娜情人至少有六人，涵蓋推銷員、馬術教練、心臟科醫生等多種職業；另一方面，她做了以前王室成員從來沒有做過的事：親自帶孩子，讓威廉哈里兩個兒子過普通孩子一樣的生活，上普通的幼兒園，給他們大量的愛和陪伴，教育他們尊重普通人；投身慈善事業，和愛滋病人握手擁抱，參與反地雷運動。這些行為既迎合了戰後的左翼思潮，也接了普羅大眾的地氣，戴妃因此人氣爆棚。

走平民路線讓她獲得了對抗王室的資本。1997年，離婚一年後的戴安娜因車禍死在了巴黎，舉世震驚。儘管戴安娜對婚姻破裂同樣有責任，但她的美麗、脆弱、時時的情感流露、在慈善上的義舉，使得人們更多把她看成是對抗王室陳規陋習的戰士和犧牲品，是一個誤入冰冷王室、沒有得到善待的小女孩，因而產生了強烈的代入感。而女王拒絕回倫敦悼念，並且不舉行國葬，只有查里斯獨自迎回前妻棺槨，這些「無情無義」的舉動，把人們對王室的不滿推到了頂點，認為王室還有存在必要的英國人一度下降到50%以下，查里斯王儲更擔心自己隨時會被暗殺。

人們無從知道女王對戴安娜的真正看法，不過從她冷淡的反應來看，她顯然不認可戴妃將個人慾望置於王室的體面和名譽之上的輕率舉動，但她忽略了「人民的王妃」的巨大影響力。後來為了迎合民意，女王在戴安娜下葬前發表悼念詞，並且降半旗。在那期間，女王與時任首相貝理雅密談四個多小時，貝理雅表示，他支持王室，但是王室需針對時勢進行改革。

從那一刻開始，女王徹底大徹大悟了，她在社交網站開設了賬戶，會見了Lady Gaga，為私人收入交稅，裁減王室成員以減輕國家負擔，將王室花費上網公示，提醒工作人員關燈省電，登廣告招聘工作人員。允許查里斯王儲娶了離婚女人卡米拉，允許威廉王子娶平民凱特。她努力使君主制適應現代社會。

王室的心機

而同意和大肆操辦哈里和梅根的婚事，是英國王室順應時代潮流的另一個重要舉動。

在當下的歐洲，婚姻的紐帶開始鬆動，離婚、未婚生子早已是普遍現象，各國王室之間互相聯姻的習俗已不復存在，王室成員娶民女成為風潮，在這種情況下，王室如果還堅持締結「門當戶對」的婚姻的話，就會脫離人民。

於是，英國王妃的出身開始不斷下降，戴安娜出身貴族；威廉王子的妻子凱特出身於身家清白、有能力把女兒送去上私立學校的中上層中產家庭；到了梅根，不但父母離異，父親生活潦倒，行為可疑，而且梅根本人也離過婚，有一個孩子，還曾經在劇集中做大尺度表演。說白了，她是一個糟點很多的普通西方女性。

王室之所以接納了她，除了根本無從反對之外，也打算順水推舟，通過此舉昭告天下：王室是人民的一員，永遠和人民在一起，你所遇到的那些煩心事我也遇到過，從而拉進王室和老百姓的距離。

而盛大的儀式，則是王室的另一重心機：通過一場充斥着灰姑娘變王妃、風度翩翩的王子、昂貴的禮服、隆重的儀式等元素的豪華真人秀，展示皇家氣派，讓人民產生可望而不可及的仰視和羨慕。因為民意存在着兩面性，一方面希望王妃不要太高高在上，另一方面又對「麻雀變鳳凰」的戲碼心存執念；一方面反對王室的僵化和不接地氣，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王室成員一而再的離婚醜聞；一方面指責王室的奢華，覺得政府撥給他們的款項實在是太多了，另一方面又希望王室過的體面又尊貴，自己與有榮焉。

君不見，多少人一邊指責凱特王妃是寄生蟲，一邊又對她俘獲威廉王子的手段嘖嘖稱奇；一邊知道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是班農口中「笨得像磚頭」一般的花瓶，一邊又讚她是多金、漂亮、丈夫英俊、兒女雙全的人生贏家。

民意的這種飄忽和易變，是任何統治者都必須面對的難題。迄今為止，92歲的伊利沙伯女王在駕馭民意上一直是高手，她深刻地認識到，在君權神授已成過去的時代，要想生存就必須順應歷史的潮流，做對的事情，以爭取人們的好感；與此同時，她又時時不忘通過馬車、婚禮、巡遊、授予爵位等方式，彰顯王室的光鮮和與眾不同。她的努力是成功的。贊成保留君主制的英國人常年維持在70%以上。英國王室成了世界上最耀眼的王室，品牌專家認為它的品牌價值高達500億英鎊。

「今日頭條」化的民眾

然而，隱憂也是明顯。英國王室今天的成功，高度仰賴女王個人的品德、政治觸覺和決斷力，在古老和現代之間，她努力維持着那種微妙的平衡，不斷騰挪調整，試圖讓王室和民眾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離，不遠也不近。而在她之後，查里斯王儲無論是德行和能力都難以讓人信服，威廉王子看起來陽光正面，家庭生活堪稱表率，但人們對他在關鍵時刻的政治能力一無所知。所以，人們普遍認為，女王去世之日，恐怕就是共和派捲土重來之時。

英國王室在適應社會變化方面的努力，彰顯了任何制度、體制、組織要長遠存在下去，都必須與時俱進，承擔責任和痛苦的道理。與此同時，如何適應其實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社交媒體時代的民眾，不再是信息的單向接收者，他們被撲面而來、由算法所控制、致力於迎合他們偏好，而不是提升他們品味的信息所包圍，他們已經「今日頭條」化了，在快速迭代的新鮮感和厭倦感的交織中不能自拔，看似見多識廣，實則無所適從，某種程度上，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麼。民意轉變愈來愈快，愈來愈難以捉摸。於是，民調愈來愈不準確，選舉的結果愈來愈難以預測，領導人和人民之間的「蜜月期」也愈來愈短。英國公投脫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更難以置信的是，竟然有那麼多人要求重新舉行脫歐公投，以實現翻盤的目的。

這是時代給各國統治者提出的難題，一味的高冷和無原則的調和，都只可能是權宜之計。民粹主義的大合唱和強人政治的流行，其實都只是各執一端，注定難以持久。而中間道路的探索，依然晦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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