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壇變天有感──兼論本地十字軍嘍囉心態

3月27日是英國政壇相當重要的一天。就在這天，胡姆扎·尤薩夫（Humza Yousaf）接替施雅晴（Nicola Sturgeon），成為蘇格蘭民族黨新任領袖暨新任首席大臣。他是蘇格蘭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首席大臣，以及首位領導英國主要政黨的穆斯林。

在獲勝演講中，尤薩夫談到60年代從巴基斯坦移民到英國的祖父母時，如此説道：「作為移民，他們曾經幾乎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自己的孫子有一天會成為蘇格蘭的首席大臣。」

是的，這在20年前，不要說來自遠東的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就算是英國人也不會想到，自己國家的重要職位，竟然會由有色人種擔任，包括首相。

時光倒流1000年

如果時光倒流，來到1931年的英國，那時甘地正在倫敦參加有關印度前途的圓桌會議。相片中他身穿印度傳統服裝，一臉堅定且平和，身邊圍觀的都是白皮膚的英國人。他們也從未想過，不用一個世紀，一位同是來自南亞的印度人，會領導這個曾經白人至上的國家。

如果將眼光拉到1000年前，那時正是十字軍東征的狂熱時期。在這9次表面朝聖，實質掠奪；表面救贖，實質摧毀的征戰中，英國的「獅心王」理查也從未想過，自己的國家將來會被那些視為邪惡的伊斯蘭人所領導。

當然，這個所謂的「邪惡」，其中既有教皇的蠱動和野心，也有貴族的貪婪和權謀，更有無數下層人民的宗教狂熱和投機之心。政治、經濟和宗教糅合在一起，造成了多少生靈塗炭，無可逆轉的破壞。（故此「十字軍東征」［Crusade］的翻譯很有問題，因為這個橫跨200年的殘酷征戰，理想成分少得可憐，盤算和交易卻如此的赤裸裸。）

更值得提的是，當時被妖魔化的伊斯蘭文明，無論在文化內涵和科學技術上，均遙遙領先歐洲各國，他們的領袖薩拉丁（Saladin）的宏圖偉略和寬宏大度，也令那些蒙上帝恩寵的歐洲貴族所折服，稱其「具騎士風度的君主」，著名的大主教和編年史家提爾的威廉（William of Tyre）更認為他是「睿智、勇敢、慷慨無比」。

仍具市場的十字軍意識形態

1000多年後，同是來自穆斯林/印度的有色人種，成為舉足輕重的現代英國政治人物，穆斯林族裔在英國政壇的影響力與日劇增，這說明了什麽？

這説明了向來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規範，已產生巨大變化，人類正在面對一場無與倫比，影響深遠的千古變局。故此，即使是擁有1000多年民族歷史和基督信仰，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文化傳統為自傲的英國公民，也需要正視現實，放下身段，投下重要的一票。

有趣的是，西方為優、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在西方已開始轉變，但在香港這個遠東小島，卻依然極具市場，某類中國人依然致力擁護意識形態上的十字軍東征──西方白人的見識就是高人一等，需要肅然起敬；西方的社科理論更具普遍性和科學性，是「國際化」的指標，所以要亦步亦趨；西方人的讚揚和稱許，就是臉上貼金，更是權威來源。

西方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猶如油畫中的伊甸果園，雖然裏面從來沒有出現過東方面孔。

是的，自清末以來，中國人該如何為自身定位，如何不卑不亢，如何看清時勢，與時並進，真是不容易。這對於身處香港的某些中國人來説，則更為困難。有研究者認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從來都沒有經驗，無論是政黨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複雜的全球性政治上應如何定位。」（張炳良，2021）

為何如此？

歸根究柢，還是與文化土壤密切相關。我們長年缺乏文化根基和歷史教育，且不以為恥，更引以為榮。故此，香港人的定位往往在鐘擺兩極來回晃蕩，或是虛無空泛的世界公民，或是狹隘排外的本土立場，諸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從此而起。例如在國際學校任教的朋友告知，在諸多種族的學生（包括家長）中，對自己國家的文字最為自卑，且缺乏歸屬感的，就是香港人。

正常嗎？

看來我們真的需要惡補文化知識，例如多點了解十字軍東征的真實歷史，得知教宗和貴族們的真實面目。要不然很容易動不動就披上銹跡斑斑的鐵甲，踏上「征途」。雖然只不過是跟在隊伍最後揮旗呐喊的小嘍囉，卻自以為蒙主恩寵，自我感覺良好，殊不知人家隊伍的首領，早已換上了東方面孔的有色人種。

而時至今日，這個雜牌隊伍既是各懷鬼胎，也是方向茫然，且步步維艱，更早已被迫面對現實，偏離了當年十字軍東征的路線。

整個世界的布局，早已經不一樣了。

既然如此，又何必屁顛屁顛的跟在後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