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成功經驗的背後——香港學不來的地方

早前，筆者在《芬蘭是這樣照顧學習差異的，香港可以嗎？》一文提到，北歐國家芬蘭不但在國際評比中有理想表現，其對學生的校內差異處的包容性，以及在收窄不同學校之間的學習差異的成就，均是香港所望塵莫及。其處理方式主要有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時能做到真正的「學會學習」，在能力與知識之間取得平衡，不會強迫學子操練以提高成績；校內不會有「精英班」和「非精英」班，同班同學按不同能力編入不同學習組別，少有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學子能建立內在的學習動機，在學習的階梯中按自身進度拾級而上，故能取得成功經驗。成功經驗可以參考不可複製由於芬蘭的成就令人矚目，引來世界各地的注意，香港一些教育界人都到當地取經，少部份學校更嘗試引入其成功經驗，當中亦得到一定成果。不過，芬蘭的成功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本港教育制度要大規模仿傚，恐怕亦非易事。首先，香港受東方文化影響，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視教育為提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故基層家庭固然會視教育為向上流動的途徑，中產家庭也會當教育為維持下一代社經地位的手段，進而過份重視學業成績，以競爭和比較的心態看待教育，試問芬蘭沒有標籤效應和不重比較的文化怎可以在香港落實呢？再者，東方式學習文化將學習理解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歷程，芬蘭學習模式難免會被急於求成的家長所唾棄，視之為「低效」和「散漫」。當然，近年一些家長重視子女的學習歷程和興趣，反對為結果而大力催谷，可是此風氣未成主流，故除非個別學校能以此為招徠，取錄學生的父母都具相同理念，否則芬蘭經驗實難以推廣。另一個香港與芬蘭最大的差異就是「名校文化」。芬蘭的基礎教育重視平等，各校之間的資源和教學水平相近，不會有名校和非名校之分，故家長不必為「選學校」而費心。芬蘭為居富裕國家前列，國民普遍有相當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相近，由於學生的家庭和社經背景接近，故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也不必考慮「選同學」的問題。在上述條件下，芬蘭學校不必互相競逐和評比，家長不必為子女入學問題而全力催谷子女，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均沒有存在的土壤。反觀香港情況，社會貧富懸殊，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差異極大，家庭管教的水平也有異，父母選校時當然要考慮「同學」因素，以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者，香港中小學亦未能做到管理和教學水平相近的地步，校際之間的差異一日存在，家長自然要為選校要操練子女；學校自然要為收生問題而提高自身吸引力和競爭力，操練文化亦由此衍生。最後，再談學制分流、職業教育及社經背景等問題。芬蘭在中三畢業後將學子分流，當中近四成學生選擇職業中學，這情況絕對是香港所不能想像的。就筆者觀察，形成這現象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國家具人人平等的觀念，重視勞工權益保障，產業發展均衡，不少行業都建立了工會和專業認證制度，故「工字有出頭」，水電技工的收入甚或高於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當地家長又怎會像香港的父母，視子女入讀職業中學為畏途。二是芬蘭的教育體制成功建構多元互通的學制，入讀職業中學者不但可以取得職訓認證，更可以報讀大學的相關應用課程的學位，這正是香港新高中學制期望建立，但最終進展緩慢之處。學制分流取得成功，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就不必人人走「競逐成績」的「窄門」，而可以因應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循序漸進，作多元化的選擇，自然能夠包容差異，有利照顧差異。反之，香港家長和學生聞「職業教育」而色變，不同能力和性向者被迫催谷學術成績，最終形成一大批「失敗者」，差異自然不斷擴大，學校的「補底」工作也會事倍功半。基於芬蘭和香港兩地的差異，芬蘭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而不可以複製；可以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而不可盲目仿傚。除非移風易俗的工程全面鋪開，教育、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和條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的教育制度恐難走出當前的困局，做到真正的照顧學習差異。更多精采文章Fintech貸款鬥起底？雄才機詐集於一身特首為公民科老師開講外應裏合細胞變壞史丹福大學戴雅門：示威必須非暴力應着眼更長遠目標的談判

成功經驗可以參考不可複製

由於芬蘭的成就令人矚目，引來世界各地的注意，香港一些教育界人都到當地取經，少部份學校更嘗試引入其成功經驗，當中亦得到一定成果。不過，芬蘭的成功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本港教育制度要大規模仿傚，恐怕亦非易事。首先，香港受東方文化影響，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視教育為提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故基層家庭固然會視教育為向上流動的途徑，中產家庭也會當教育為維持下一代社經地位的手段，進而過份重視學業成績，以競爭和比較的心態看待教育，試問芬蘭沒有標籤效應和不重比較的文化怎可以在香港落實呢？再者，東方式學習文化將學習理解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歷程，芬蘭學習模式難免會被急於求成的家長所唾棄，視之為「低效」和「散漫」。當然，近年一些家長重視子女的學習歷程和興趣，反對為結果而大力催谷，可是此風氣未成主流，故除非個別學校能以此為招徠，取錄學生的父母都具相同理念，否則芬蘭經驗實難以推廣。

另一個香港與芬蘭最大的差異就是「名校文化」。芬蘭的基礎教育重視平等，各校之間的資源和教學水平相近，不會有名校和非名校之分，故家長不必為「選學校」而費心。芬蘭為居富裕國家前列，國民普遍有相當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相近，由於學生的家庭和社經背景接近，故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也不必考慮「選同學」的問題。在上述條件下，芬蘭學校不必互相競逐和評比，家長不必為子女入學問題而全力催谷子女，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均沒有存在的土壤。反觀香港情況，社會貧富懸殊，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差異極大，家庭管教的水平也有異，父母選校時當然要考慮「同學」因素，以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者，香港中小學亦未能做到管理和教學水平相近的地步，校際之間的差異一日存在，家長自然要為選校要操練子女；學校自然要為收生問題而提高自身吸引力和競爭力，操練文化亦由此衍生。

最後，再談學制分流、職業教育及社經背景等問題。芬蘭在中三畢業後將學子分流，當中近四成學生選擇職業中學，這情況絕對是香港所不能想像的。就筆者觀察，形成這現象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國家具人人平等的觀念，重視勞工權益保障，產業發展均衡，不少行業都建立了工會和專業認證制度，故「工字有出頭」，水電技工的收入甚或高於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當地家長又怎會像香港的父母，視子女入讀職業中學為畏途。二是芬蘭的教育體制成功建構多元互通的學制，入讀職業中學者不但可以取得職訓認證，更可以報讀大學的相關應用課程的學位，這正是香港新高中學制期望建立，但最終進展緩慢之處。學制分流取得成功，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就不必人人走「競逐成績」的「窄門」，而可以因應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循序漸進，作多元化的選擇，自然能夠包容差異，有利照顧差異。反之，香港家長和學生聞「職業教育」而色變，不同能力和性向者被迫催谷學術成績，最終形成一大批「失敗者」，差異自然不斷擴大，學校的「補底」工作也會事倍功半。

基於芬蘭和香港兩地的差異，芬蘭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而不可以複製；可以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而不可盲目仿傚。除非移風易俗的工程全面鋪開，教育、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和條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的教育制度恐難走出當前的困局，做到真正的照顧學習差異。

黃家樑

教育評議會前副主席、中學通識教育科和中國歷史科教師、第三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者、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普及國史教育關注組召集人。擁有多年教授通識科及中國歷史科經驗，經常在報刊上分享香港史、歷史教學及通識科教學心得，評論教育政策，並主講有關香港歷史、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和中史教學研討會，著有通識教育、香港史、中國歷史、中文教學書籍及教材數十種，包括《香港古跡考察指南》、《簡明香港歷史》、《漫談香港史》、《舊香港》、《香港倒後鏡》、《藏在古跡裏的香港》、《如何教好通識科》、《通識應試攻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