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星期二）
早上4點40分的morning call叫醒了我，5點30分出發去機場。今天要飛去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但首先要去秘魯首都利馬轉機。
昨晚問Eddie我們在庫斯科的機場，會否取得從利馬去聖地牙哥的登機證（Boarding Pass），而且，在利馬機場是否需要從飛機取出行李， 再check-in 飛聖地牙哥。他一概不知情。但是在庫斯科機場，卻連從聖地牙哥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機票也發給我們了。一下子取得三張機票，有些混亂了。
早上9點30已抵達利馬，機場內並沒有transit hall，必須行出arrival hall，取行李，再經入境檢查international flight的departure gate入內，頗覺煩擾。我們同時要照顧彭氏夫婦，在穿梭於機場的同時，要看著他們是否跟上我們的腳步。
經過多天的接觸後，多少也了解彭氏他們的情況了。看來彭太是彭生的大婆，彭生另有二奶，大概不是和彭太經常一起住，彭生良心過意不去，主動帶她出來遊覽南美洲，所費真不菲。他們兩人沒有孩子，旅行以來，他們常常處於冷戰狀態；我看見彭生只買了一條頸鏈給彭太；但另外買了兩對耳墜，是買給二奶及其所生女兒的。
聖地牙哥機場驚魂
中午12點從利馬起飛的飛機遲了45分鐘出發，下午3點30已抵達聖地牙哥。在聖地牙哥海關，發生了一件可大可小的麻煩事。我和Anita在庫斯科酒店離開時取了兩個蘋果，想在飛機上享用。我吃了蘋果；但Anita卻沒有，結果給智利海關搜獲。他們是有declaration form派發的，卻不在飛機上派發，而在出海關前才填寫，Anita在填表時，也有粗疏之舉，忘記要declare帶了生果，原來智利禁止帶食物入境的。
我們被帶入海關的一間辦公室內，後面跟着一位約60歲的亞裔（似是中國人）婦人，她似是帶了一些乾貨。向我們查問的一位移民官頗為年輕，約30多歲，談吐斯文，英語不太流利但能達意，我的解釋是因為不小心，誤帶了一個蘋果入境；他也解釋，說知道這不算嚴重的事，但是law is law，樣子似十分為難，我們也頗為忐忑，不知道懲罰是什麼。
他大概考慮了20分鐘。叫我們填了三張表格並簽名。第一張是解釋為何帶了一隻蘋果入境，第二份則是承認帶了一隻蘋果入境，第三份則是表示知道這個入境的蘋果會被燒毀的。跟著就叫我離開了。整個過程歷時約30分鐘，我們舒了一口氣，在arrival hall來接我們的導遊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我對整個過程，印象頗深刻，智利雖然已經實行了議會民主制度，但是經濟發展未如理想，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海關部門是最容易貪污納垢之所，我怕的是如果那個海關官員暗示或明示，要我付多少美金，以換取入關，屆時我會如何反應呢？幸而沒有，反而海關人員替我送行李出來時，暗示我們應該給他貼士，我們就給了一元美金給他。
智利憲政體制歷史
眾所周知，智利是世界最狹長的國家，其南北國土伸展超過半個南美洲，達6000公里之長。我對智利的政治經濟發展，早在大學時代已經留意，南美洲在六、七十年代，流行「革命神學」（revolutionary theology），左翼思潮風起雲湧；大學生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我也不例外。
1970年，智利的民選左傾總統阿蘭第（Allende）上台，美國反對，CIA秘密運作，策動右派軍人政變；刺殺了阿蘭第，推翻左翼政府，實行軍事統治，當時引起全世界人士關注，特別是左傾的大學生。青年時期，理想主義澎湃，同情弱小，反抗強權，人同此心，美國作為當時超級強國，恃勢凌弱，引起第三世界普遍反抗，就像當時的越戰一樣。
後來軍事強人皮諾切（Pinochet）上台，實施嚴苛的軍法統治，大量的反對派人士被捕被殺。然而， 10年之後，也是同樣在美國的壓力之下，皮諾切答允草憲創制，還政於民，智利重回民主選舉制度，至今智利已是被認為一個實行「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的多黨制國家了。
對智利政局的關心，令我日後費了大量精力，研究當時漸興的政治經濟學「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以及「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不過，在蘇聯崩潰及中國改革開放後，這些激進思潮也就逐漸消失了。
出到arrival hall，有一位叫Cecilia的中年操廣東話的女士來接我們。她年約50歲左右，是從香港來的，已經移民30多年了。有3個子女，當年不想父母管束，獨自來智利，學習西班牙語，之後就留下了。 她說智利的入境法例十分緊，我們忘記報關一個蘋果，很可能要罰200多元美金。
晚上8點30分Cecilia帶我們吃燒烤，太過疲勞，胃口不佳，沒吃什麼就回酒店休息了。
〈南美四國遊〉系列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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