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還，仍在消化「世界哲學大會」的論文，其中一篇要數茱迪芙‧芭特勒（Judith Butler）的〈翻譯中的性別：超越單語主義〉一文。
芭特勒演說的時候，我坐在第一行正中位置，全場觀賞她談吐的自信與風采，也鄭重細聽她的見解。是次她為「西蒙‧迪‧波娃」講座的第一位講者；此講座在其後的「世界哲學大會」中持續，相信跟性別與哲學的課題不無關係。講座的內容，沒有離開芭特勒向來的主張，只是她對波娃的批評，道來時避重就輕。畢竟這是以波娃命名的講座。
性與性別的區分
這話怎說：芭特勒首先指出性別（Gender）這英語，進口自美國，其應用有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只是在單語主義的英語世界裏，將其中有關性別的意涵視為「常態」。她補充波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成的」名句，指出其中性與性別的區分，乃是以性別被理解成性的生物學事實，於特定時空裏所呈現的文化或社會意義。
換言之，如果單單以性的生物意義或結構來理解，並不足以說明女人應該過怎樣的生活，從事什麼工作，甚或應或不應該愛上誰人。芭特勒把波娃的意思閱讀為一種存在性的處境，只是把性的生物學也認定為是在身處的處境中被組織起來的。她否定一切的決定論或目的論的思考，也否定所謂「理所當然」。
另一個「處境」是性總是被語言所佔據，並且被建立起意義的普遍性來。於此意義下，芭特勒選擇把性稱之為性別，強調其中的建構及創造成分，特別在單言主義的英語世界裏。她指出在十九世紀於英美及澳洲出現的性別範疇或概念，原相對於所身處的社會情境而產生特殊的意義，卻因帝國主義文化而被推廣到其他的語境中。以她的話來說，即把性看作概念，而非特定的語言學用法。近年，這問題的可見性，便發生在性別一詞的應用，於非英語語境中因文化及處境的差異而引起了政治騷動。這些騷動，發生於人如何生存於自己的性身體，性別選擇甚至在意義世界裏所承受的指摘及壓力。
追本溯源，芭特勒指出性別一詞於美國十九世紀中期冒起，源於性學家有志於規範化身體。她舉其時研究雌雄身體之間的嬰孩，特別是John Money的研究，如何致力於糾正這些身體，使它們符合當時的性別規範或「正軌化」。這些近乎殘酷的管理，旨在將社會預期的性別角色建基於生物性上。如此可見性別在英語世界中混合了關於宗教、社會和政治的焦慮與恐懼，亦可見當載有特殊語境意義的「性別」用法，灌輸於非英語場域時所產生的陌生感。
此等性別概念或「性別本體論」，直接碰觸了性別的「不可翻譯性」。芭特勒精闢地說，事實是正如德理達所說的，語言不單是讓人棲息的，它有自己從生活中汲收的生命和進程，且同時又在抵抗他語。存在於某種語言中的東西，不可能被完全及絕對地被翻譯為一種語言。性別的意涵，便不能從其原生的英語世界中，普遍化地被翻譯或應用於其他的語言及生活社會裏。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