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扭曲五四精神|程翔

最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說：「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他定義的愛國主義，是「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他又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在7000多字的講稿中提到「愛國」有18次之多，但提「民主」與「科學」的則只各有一次。

習近平這番講話，完全是扭曲了中國人民所認知的五四精神。從孩提開始，筆者認識的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據老舍兒子舒乙說：

有一年紀念五四運動，冰心先生在電視節目中聽了紀念大會的發言，很鄭重地說：「『五四』者，科學、民主也」，又補充說：「科學、民主對『五四』而言，就像月餅對中秋節，糭子對端午節，而不是愛國主義；說『五四』運動只是愛國主義是不對的，是避重就輕（註1）。」

冰心曾經參與五四運動，她這番話，就足以印證習近平的荒謬。

避談民主和科學

人們不會否認100年前的五四運動是出於愛國義憤（詳下文），但把愛國主義說成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就正如冰心指出，是明顯地想「避重就輕」。對中共來說，要避什麼重呢？就是要避談民主和科學。

避談民主的原因很易理解，因為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本身是極端不民主，所以視民主如洪水猛獸。在「五四」、「六四」日子臨近時，清華大學要把刻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王國維紀念碑用圍板封起來可以看出，中共對民主的忌諱是達到一個草木皆兵的程度。

但為什麼要避談科學呢？70年來，中共只談科技，不談科學精神，因為科學精神要求人們尊重事實，實事求是，不可能因政治需要而扭曲事實本身。但中共的決策卻往往是為了政治需要而不顧事實的。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躍進，就是中共嚴重違背科學精神的一個範例。人們記憶猶新的是，當年被譽為「兩彈一星」之父的大科學家錢學森因應毛澤東的政治需要，走去「論證」畝產萬斤是有可能的，結果間接導致大饑荒餓死3500萬人。錢學森在他的文章中，明言自己不是農業專家，卻因為政治需要而去論證不是他專業的問題，這本身就是缺乏科學精神的很好的例子，這是當年強調「科學為政治服務」而釀成的災難。

痛定思痛，所以1987年中共十三大時，當時總書記趙紫陽強調：「如果有點不同意見，反而可能成為我們今後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少犯錯誤、不出大錯誤的重要保證」。但是如今習近平一招「禁止妄議中央」，又堵塞了決策過程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可能。所以對中共來說，民主和科學都是它的大忌。

愛國不等於愛政府

習近平又如何扭曲「五四」的愛國精神呢？所有五四學者都看到100年前5月4日當天學生是在愛國主義的驅動下走到天安門示威的。從他們的口號「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看，運動的愛國主義性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陳獨秀（五四運動的主角之一）說：「如若有人問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大概的答詞必然是愛國救國」（註2）。所以五四運動有愛國主義元素，從來沒有爭議。但是，「五四」的愛國情操，卻同中共的定義完全不同。陳獨秀說：

「我以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國政府的兩種壓逼而成的，自然不能不說不是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精神，的確比前此愛國運動有不同的地方。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因為法律是強權的護持，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絕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註3）。

從陳獨秀此文我們可以看到五四運動體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的核心要義是：

愛國不等同愛政府。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批判政府，反對政府與日本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這明顯說明，愛國不等於愛政府，而是以對政府提出異議的方式來體現愛國情操。換言之，愛國必須反對腐敗的政府。這種愛國觀是正常人的愛國觀，同習近平的愛國觀（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大異其趣。
肯定學生抱着犧牲精神直接行動去表達自己的不滿，這同習近平要求青年人要「聽黨話、跟黨走」的六字魔咒比，立見高下。

這兩點同中共所提倡的「五四」愛國精神完全相反。所以說，習近平是嚴重扭曲了五四精神。

習近平的講話除了嚴重偏離真正的五四精神外，更在愛國問題上強行要求民眾要把愛國、愛黨和愛社會主義三者統一起來，這就將絕大部分的中國人（特別是大陸以外的華人）排拒在「愛國」的行列之外。這本身同鄧小平提倡的一種很寬宏的愛國觀背道而馳。鄧小平1984年親口對香港人解釋他心目中的「愛國」標準，他說：「不要求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註4）」。兩相對比，孰優孰劣，彰彰明甚。

註1：冰心此語，出自老舍兒子舒乙先生寫的回憶冰心的文章：《真人──冰心辭世十年祭》，原載舒乙自己在新浪的博客（2008-10-21 11:19），但翌年《上海文學》轉載此稿時，刪除了這段話。

註2：見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在中國公學第二次演講會上的講演》載1920年4月22日《時報》

註3：資料來源：同上

註4：見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4.6.22，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

程翔

197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系，1974年加入親中報章《文匯報》工作，曾出任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副總編。1989年六四事件後為抗議天安門屠殺，與其他40多名同事一起辭職；創辦《當代》周刊（後改月刊），專門報導分析中國問題。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他在2005年曾因為質疑中共簽署中俄新邊界條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導致實質放棄大片土地而被中共拘捕，並以間諜罪名治罪，判囚5年。後經過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大力營救，終於在服刑3年後於2008年獲釋。其著作有：《邊陲萬裏行》、《天安門的反思》、Will Taiwan Break Away: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Handbook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its Impacts、《漫漫愛國路》、《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香港1967年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