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中國：商鞅路線的回歸與再實踐

筆者一直指出習近平是以法家體系治國──如欲了解今天中國，則必須先清楚由商鞅變法所創建並延續了2000多年的國家制度，這是一條必由之路。西方與親西方人士很大程度就是罔顧這歷史基礎，才會輕率地斷定中國經過資本主義洗禮後，必定將邁向民主，埋下了今天中西體制之爭的伏線。

筆者希望透過本文剖析法家體系這個中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了解中國代代傳承沿革的政經法制度背後的連續性甚至必然性。

商鞅雖死秦法未敗

雖說漢武帝時代誕生的儒法國家才稱得上是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但漢承秦制，儒法國家的原型實質上就是商鞅所創建的國家制度。商鞅於公元前356年起在秦國實施的政治改革，一舉奠定了中國2000多年的政經法制度，甚至有人更認為商鞅創建了歷史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制度，無疑對中國以至世界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歷史上，商鞅雖死，秦法未敗，他所推行的新法並沒有被廢除，一直影響着秦國乃至以後的皇朝。清末譚嗣同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即使到今天，也無法否認法家學說仍是活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法家體系仍深深支撐着現今政權的統治。

從這角度來看，法家體系實際上才是中國政治制度和統治模式的常態：近代與民初的轉型是對君主集權制度的一次強烈集體反彈，後來毛澤東晚年開始讚揚法家，國家出現法家回歸的徵象，只是鄧小平時代又出現了新一輪反彈，現在習近平再一次回到法家的老路上。

值得留意的是，商鞅改革了秦國的戶籍、法律、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他所創建的法家體系不僅是一套政經法制度，同時亦帶有強烈的社會工程/改造的動機與意味，因此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向法家的轉向絕非偶然，現在習近平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意在深度改變國家結構，重塑社會價值觀，回歸法家治國有相當的必然性。

習中國回歸中央集權制與私產制

商鞅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的改革，主要是以君主集權取代諸侯封建，以「私田」取代「井田」；換作今天的話語，就是中央集權制和私產制（以往是土地私有制）。這兩大改革成果成為了歷朝政經制度的核心，直至清末也沒有改變。

清朝滅亡後，基於不同的歷史緣由，這兩大要素恰巧都沒有在政權內同時存在：毛澤東時代有中央集權，卻沒有私產制；鄧小平時代有了私產制，中央集權的程度卻下降了；直至習近平執政，這兩大核心才重新結合在一起，讓中國再次回到了商鞅和歷朝的路線上。

事實上，商鞅變法產生的歷史條件與習近平中國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有不少相近的地方。一方面政權所面對的外來壓力日增，需要更富效率和競爭力的體系，以及對外來思想文化的嚴格控制；另一方面，傳統家庭倫理衰落，小家庭私有財產觀念上升；私有財產觀念的上升又調動了生產的積極性。

但隨着人民富裕，社會風氣亦開始改變，人民沉迷於享樂主義，不事生產。同時社會上權貴日多，而且勢力愈來愈大，他們「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逐漸不受統治者及刑賞節制，令統治者的危機感日增。

商鞅的治國理論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壹民」，即是使民心一致。為此國家應統一民眾的思想，全國的政策法規都必須針對國家政策來制定，使百姓專注於實現國家的目標（商鞅時代的秦國是農耕和兵戰）。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

由此可見，商鞅的理論重心明顯是對內多於對外的，其理論核心與假說如下：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戰法》）
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戰法》）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畫策》）

對戰略起決定作用的是政略，所謂政略上的成功就是人民沒有自己的想法，都服從君主的命令；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須首先制服他的民眾，這樣國家就會富強、軍隊就能打勝仗，執行這一原則，就一定能長期稱王天下。

在這些大前提下，習近平中國與商鞅時代的秦國的治國方略驚訝地相似：如要「壹民」，必先「弱民」、「愚民」。「弱民」主要是為了打擊權貴和吃閒飯的人：「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壹言》），消耗富人的財產，他們就不會放蕩；用刑罰制止他們放蕩，就會專心從事生產。

商鞅認為「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去強》），讓窮人變富，富人變窮，國家就會實力雄厚、稱王天下，這不就是「共同富裕」嗎？

至於「愚民」，商鞅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令百姓不重視學問，另一方面隔絕人民與知識和外界的接觸，「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墾令》）。這樣再輔以「壹言」、「壹教」，長遠便可達到「壹民」的目的，統一民眾的思想，剝奪其獨立思想和行動，重塑社會價值觀。

所以說，2000多年來中國的治國理論其實沒有多少分別，政權視人民為主要敵人：「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開塞》），民眾沒有知識，就要向人請教；聰明的人，當用盡力量就會屈服。因此只消實行愚民政策，並掌握強權刑法，人民便會服從，政權根本毋須以德政教化民眾，所以難怪中國長年都無法產生真正的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

法家治國的系統性風險

幾經波折，現在中國又回到了法家治國，特別是中央集權制和私產制的路線上，這雖是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但也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弊病，當運行到一定程度就會失去控制而出現政治與經濟的失序，從而使中國社會陷入周期性震盪，秦以後的歷代皇朝也不能擺脫這一命運。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這條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再者，在法家體系裏，人民說穿了只是負責生產、交稅及生育的「工具」，在21世紀人們能否承受這一點，實在是大有疑問。

所以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在〈論六家要旨〉中也指出，法家「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當中牽涉到影響整個民族的巨大風險，可是應否實行、實行多久，歷史上當權者毋須回答，而人民則無權過問，實則上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最重要問題。中共對於該問題的解答與處理，將直接影響中國以至中華民族今後的走向。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