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局重整與宗教復興

封面圖片：美國政治亂局的核心，關鍵繫於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意識形態及道德鴻溝中互相角力。

自1990年代起，美國國民分化與積怨之深，為1850年代以來所未見，民眾普遍不信任國家領袖或建制，社會上團體之間的不滿情緒常見於公開演說或各類媒體中，指斥對方干預其自由、生活與原則。時至今日，話題內容或許有變，但始終滿含怨恨與恐懼的情緒；美國境內無論在政府、教會、商界甚至家庭，都因種族、恐怖主義、政黨分裂、貪污等問題充積着分岐與衝突。

宗教復興軌跡

美國社會出現這些鴻溝，源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當時所有基督教派別的信徒日漸增多，形成一股宗教熱潮；但至1960年代中期，則只有熱心（enthusiastic）教派才見信徒激增，它們不但吸納了主流教會的信眾，而且招攬了很多非教徒。

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基督教主流教會信眾銳減達25%，反之，熱心教會（如五旬節教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新基要派）的追隨者幾乎倍增，摩門教徒的增幅更高達四倍。

及至1980年代末，熱心教派的信眾為數約6,000萬，約佔美國選民總數三份之一。上述演變雖往往被認為是由於靈恩教派日漸受歡迎所致，但其實牽涉範圍遠不止於此，涵蓋約2,000萬基督教主流教會信眾、600萬天主教徒（聲稱有重生經歷），以及近500萬摩門教徒。

在熱心教派興起的過程之中，單一議題運動亦隨之冒起，其中以反墮胎運動最為聞名；當時這些運動只被視為少數狂熱份子的起義，與政治主流沾不上邊。

1979年，「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運動冒起，以團結熱心教派的信徒、推動全國政治重整為號召，內容包括反墮胎、在中小學重新推行課前祈禱、禁絕色情等等。雖然在1984年總統選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共和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取虔誠教徒的選票，但由於教義過嚴，又過份熱衷於反墮胎議題，1989年終於在醜聞浪潮中瓦解。

踏入1990年代，較具群眾基礎的「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運動繼之出現，明確地聚焦於政治議題，教義較為寬鬆之餘，為擴大群眾支持，亦肯在關鍵議題上作出妥協，與主流教會關係亦較為密切。在推行制度改革方面，此一運動亦淡化教條主義色彩，改以議題為重點。舉例來說，運動側重傳統家庭觀念，而非刻意標榜反墮胎立場，又將減稅與小政府主張納入其社會計劃之中，務求把運動鼓吹的相關議題納入個人責任的原則範疇。

政局重整契機

「宗教右派」興起，成功地擴大群眾基礎，廣納主流教會信徒、猶太人及黑人，引起民主黨的注意，雖未有對其運動起阻撓作用，但對其作出的回應亦漸增。

1980年代總統大選民調結果顯示，約有三份之一受訪者自稱為熱心教派（enthusiastic religion）的信徒。1982年，這些信徒中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支持者各佔一半；但至1994年，民主黨支持者僅佔26%，共和黨支持者則激增至74%，可見選民轉向共和黨投誠。

若從總統大選觀之，這約等同民主黨從中損失7% 的選票，而共和黨則贏得7% 的選票，一得一失，共和黨在選票上共取得14% 的進帳。此外，熱心教派的投票率有所增加，對政局的影響力相應提升，共和黨因而成為宗教復興領袖尋求政治改革的主要門徑。

在1996年總統大選與1998年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在參眾兩院均佔上風，迫使克林頓總統一改口徑，並改變部份政策，以爭取重生基督徒支持，但其籠絡白人福音派的策略，卻受到眾議院中大部份民主黨人的阻撓，反映出民主黨內意識形態的考慮比黨派更重要。

奧巴馬總統在政治上顯然以社會自由價值（social liberal values）觀團結少數族裔為策略重點，在拉丁美洲裔人口日增的大前提之下，好讓民主黨日後能善用這項優勢，可惜黨內阻力卻有增無已。本來在道德層面可望左右逢源的改革措施，例如推動教育普及化、規管色情及傳媒暴力、取締州政府資助的賭博業、制衡性暴力，以及禁毒等等，一律束之高閣。在奧巴馬力推之下，同性婚姻反而成為改革重點，最終得以通過。

奧巴馬縱然連任成功，但共和黨與基督教右派聯盟下，政局重整的形勢日形鞏固。特朗普勝選之後，更有利於聯盟進一步擴大優勢，令共和黨成為美國在一整個世代中的第一大黨。就美國的政情而論，得以操控大局的一方，並不需要連續在選舉中大勝對手，而只須在大多數全國性選舉中小勝即可。

政治史家將美國政治歷程劃分為政治時代，不同時代之間，各項選舉為民主、共和兩大壁壘分明政黨的組成帶來重大轉變，是引起「政局重整」而啟動政治時代更替的「關鍵選舉」。

自1980年代以來的選舉統計資料顯示，美國政局轉變多由國內宗教信仰趨勢所造成。要了解美國政治與道德趨勢，或預測未來經濟發展，必先了解美國歷史上宗教復興現象，及其所產生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運動。

假使共和黨得以持續穩佔優勢，則歷史有望將奧巴馬總統任期視作民主黨政治時代的終段，此時代曾在羅斯福總統任內得以鞏固，但隨着民權運動及越戰之後逆轉。話說回來，要是特朗普任內出現經濟衰退，則民主黨轉弱之勢可望暫緩，卻也難望大為扭轉，除非共和黨屢屢犯錯，而民主黨又能及時展現前所未見的政治智慧。

政教合流大勢

美國政治史上的宗教運動一直舉足輕重。立國元勛的建國願景，建基於人人平等，得享平等自由與權利的原則，但無論在建國願景的詮釋上，抑或在促進自由與權利方面，美國一眾教會，尤其是福音派基督教教會以及熱心教派，每每擔當關鍵角色。

美國一眾教會及其牽頭的世俗運動，曾經推動美國早期的社會改革，包括爭取工會罷工權利、針對貧富不均而通過政府財務政策調配社會資源、爭取婦女投票權、實施禁酒，以至提供全民小學教育方面。回顧美國史上最重要的廢除蓄奴制度運動，在北方政界中人最終出奇制勝、締結反黑奴制聯盟而成功之前，整整數十年內其實一直全賴教會推動。

美國福音派教會對推動大眾民主、激進社會改革，以及政局重整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亦與歐洲教會迥異。歐洲各大教會均屬國立教會，領袖須通過正式任命，神職人員一律受薪，教會學校同樣受國家資助。

歐洲教會組織基本上屬於統治層階式，而神職人員則負責向會眾灌輸教會教條。但無論歷史、教義，以及行政上分別多大，歐洲聖公會、天主教會、路德會、正教會等普遍均承認執政政府的正統地位，並團結群眾以支持政府，包括發動戰爭、制定法律等。

至於美國福音派教會，則代表大部份基督教會信徒，從來不受國家管轄，反而監察政府政策，提倡個人權利。此外，福音派教會對結束美國貴族特權曾發揮領導作用，亦是推動民眾參與改造美國社會的主要媒介。

福音派教會所以有助促進大眾民主，部份原因在於教會領導層以信眾而非內部統治層階為骨幹，地區牧師由信眾聘用，而非教會統治層階；國立教會組織對信眾的影響，亦只限於他們願意接受的範圍。

此外，福音派教會強調個人讀經及解經之責，以及通過個人贖罪的奮鬥而得「重生」，否定只有教會領袖才能解經的觀念。福音派復興亦提倡民粹民主，這由其神職人員鼓勵信眾把為個人救贖而奮鬥凌駕於服從教會權力可見。

在美國200多年歷史中，教會和宗教復興作為道義呼聲，一向反映群眾受轉變影響所關注的重點，包括科技發展、經濟轉型及其對環境、社區、家庭、民生、自由或平等方面所帶來的影響，這些亦令政治及政策產生轉變。

由18世紀初以至19世紀頭75年期間，無論從道德或社會層面而言，機會平等一直是賴以維繫美國社會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收入不均可以接受，但憑藉不懈努力、個人稟賦或正義行為，處於社會低層的個人亦可在社經階梯上力爭上游，這正是美國賴以廢除黑奴制，並為不同種族確立平等政治權利的原則。歷經一場內戰（1860至1865年）以及百年後的民權運動，美國終於掃除憲法及政治上的種種障礙，實現平等權利的理想。

當時美國仍屬農業經濟社會，上述原則一直行之有效，但及至19世紀最後25年，商業規模在新科技帶動下急劇發展，小型企業無力競爭，造成職位大量流失，大城市紛紛淪為貪污、犯罪、酗酒、賣淫的溫床，社會上人人自危。在工人階級及改革派心目中，所謂機會平等，似成空頭支票。

在上述情況下，側重境況平等而非機會平等的新道德觀由此應運而生，政府相應推出社會計劃，重新分配收入，奠定福利制度及退休保障，並對勞工市場及大小企業實施規管，並且透過公共行政措施、政治改革，大事整頓政府架構。

政府福利政策實施一個世紀之後，雖頗有進展，但仍有種種社會問題未能解決。不少源於1930年代的社會弊病，如今在各城市依然存在，加以極速加劇的如家庭破碎、吸毒、街頭暴力以至性暴力等社會問題，於是產生社會弊病不能單靠社會政策去根治的看法。今時今日，國民的個人德育發展，在傳統家庭價值觀、自我責任感，以及個人品格等方面，均有嚴重缺失。

美國政治亂局的核心，源於一場文化及道德危機，關鍵繫於民主黨的社會自由、經濟進步主義，與共和黨的社會保守、經濟自由主義的分歧，兩者在意識形態及道德鴻溝中互相角力。對於當前困局，兩黨各有說法，亦各自提出解決方案；這正是令美國社會及兩大政黨嚴重分化的癥結所在。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王于漸

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中央政策組（兼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諮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