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恩惠導演：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本社編輯部

編按：六七暴動踏入50周年，年輕一代對六七暴動的印象逐漸模糊，由羅恩惠導演及其團隊策劃四年半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於中大博群電影節首映，吸引不少學生以及當年的過來人到場觀看。同場有羅恩惠導演、資深傳媒人程翔和資深文化人梁文道與觀眾展開討論。梁文道指：「這不只是一般的記錄片，更是羅導演全程投入的個人轉化，包括對整個六七事件的訪問和資料，推翻以前的認知，重新整理。」片中呈現最新發現的文獻材料，讓觀眾譁然外，也值得深思這段歷史消失與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電影緣起——消失的觸動

羅（羅恩惠）：我今天的心情很激動。這部片子拍了四年半，拍攝緣於屈穎妍的《火樹飛花》。她是我多年的朋友，書中她採訪了一群六七暴動的少年犯。在她執筆前我們已經討論過，成書後這些從未聽過的故事更為觸動。於是我就從屈穎妍和火石文化的一群朋友中，開始這個採訪。

對我來說，今天是一個神聖的場合，因為我們去聽別人經過苦難的時候，無論他當時跟了什麼隊，在做什麼事，他都願意事後真誠與你分享，作為記錄者是用一顆敬業的心去聽的。聽的過程經歷了雨傘運動，雨傘運動使香港割裂得很厲害，本來可以溝通的，多了很多隔閡和不信任，導致採訪過程不太順利。對於聽到的故事，我後來進行很多查核。資料檔案館有大批關於六七暴動的資料不見了，原資料難求，使我們無法求證當時他們涉案的歷程。我知道在座有些人在這次歷史事件中的經歷很深，對影片內容未必同意，但是這是我和傳媒人留給香港的禮物。

觀眾石中英：在我本人而言，我創辦了火石文化，其中一個是研究六七暴動。我希望真相能夠走出來，因為只有真相才有公義，有公義才能和解。

檔案為何「被消失」？

觀眾︰你說線索開始是在香港找不到相關檔案，才有興趣找這些檔案，請問消失的情況如何，為什麼會消失？什麼時候消失？

羅：什麼時候消失，我們很難查證。在文明的社會，檔案消失不是一件小事，證明有人不讓我們去看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記錄。以前在多個電視台工作，都分別有同事去取片段的，卻從沒聽過東西不見了的說法。我發現六七檔案不見了的時間是2012年9月，檔案不見的程度嚴重，整疊檔案只剩下幾張紙。

這個是否正常的比例？關於1956年右派暴動的報導特別齊全，細緻到犯案人士的家庭背景，坐監時或者院舍時的情況，很仔細。但對六七，一般人的理解起點是塑膠花廠，沒有六七年這件事，1964、1965、1966、1968、1969，這些檔案僅僅告訴你建了什麼大廈，沒有六七，沒有一二·三事件（澳門歷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動亂，取名自1966年12月3日發生的嚴重警民衝突。）。關鍵情節是一批一批的消失。

當時有一些左派的報紙翻譯成英文給官員看。因為張家偉長時間研究這個題材，借了很多解密檔案給我，感覺應該有很多東西存在，但香港失去了。作為一個需要求證的時候，資料不見了是一個特別觸動的位置。我們看不到當時的狀況。我們回看舊歷史過了很久，僅僅是看它如何發生，但我們作為公民連關於事件簡單的敘述都看不到，震撼極大。

五十年後化解仇恨

梁（梁文道）：今年是六七暴動50週年。最近幾年，我們常見「六七」的口述記錄、電影、戲劇等，我相信今年更甚。我們對歷史事件的回憶，尤其是如此複雜、極具爭議的歷史事件。雖然是50年前的事，但今天仍有很多親歷者在我們身邊。因此如何回憶和詮釋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同的詮釋會帶給我們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待六七事件，之後有什麼實際的政治影響等。你如何在這部電影放在眾多對「六七」的討論何回憶之中？這部電影的特別之處是什麼？

程（程翔）： 我想先談談我對這部片子的看法。第一，導演在拍攝期間，從頭到尾強調不希望引起仇恨。我認為這個出發點很好，值得欽佩。第二，我曾參與過她的工作，就我所見，導演在把持事實和立場之間，掌握得很好。有些情節應否放置，應夠多加幾個鏡頭，會否使立場、味道、含義有所偏頗，導演都考慮細緻。這點值得我們新聞工作者學習。這作品既避免製造仇恨，也同時對歷史真相負責，平衡各方面的觀點，值得推薦。

今天，50年前的事其實未了結。2001年政府已給代表暴動一方的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同時頒發金紫荊星章給反對暴動的何佐芝，由此可見特區政府的態度。倡導暴動得到最高榮譽，反暴動得到次一等的榮譽，嚴重扭曲香港的核心價值，隨後我們更看見有人如警察等開始公開修改歷史⋯⋯

直到兩年前，有些左派立法會議員開始公開說：「林彬的死不是左派所為。」這樣公然扭曲歷史十分可怕。50年前的事情，其政治影響流傳到今日依然存在，有一股很強的力量希望重新定義六七暴動，嘗試把當年的事情說成是很光榮的事。如果我們容許歷史被繼續扭曲，我們的下一代永遠無法知道真相。今天這個電影至少保留了歷史的記錄和真相。以後有人想繼續改寫歷史，社會至少有一部記錄片讓大眾知道是怎樣的。對此，羅導演的貢獻非常難得。

意外發現推倒重來

隨着採訪範圍擴大，我們接觸了不少外籍人士，做了兩年半覺得差不多了，當時一個機緣巧合，接觸到吳荻舟的筆記。這位曾經在香港當了14年官，位高權重的領導人，他到國務院後，每天都要將香港的情況向上匯報。他的筆記中披露了一些歷程，與我們一貫的理解背道而馳，非常震撼。我們用了幾日時間反覆思考，決定把整個故事推倒重來。

我認為吳氏是香港的恩人。原來在一個極左的時候，華潤總經理竟然用中央的名義，在大陸訂購8400把砍蔗刀運送到港。大家可以想像，如果這批砍蔗刀真的落到學生和工人的手中會發生什麼事情，即使他們手持刀械也會不敵警察的子彈，更會殃及平民。而吳氏就在這個時候，阻止了悲劇的發生，但代價是全家受累。在這個極左思潮中，吳氏不是為了個人利益來阻止事情的發生，這使我的心理狀態、製作狀態、尋求真相的狀態都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我們沒想過，在很多重要的關頭，周恩來不但沒有被蒙蔽，而且他對事態發展如此知情，其中沙頭角的槍戰更是由他親自授權。這跟我們認知的周恩來形象不符。

我曾向我尊敬的李怡請教他對周恩來的角色怎麼看，當時他對我的工作毫不知情。他說：「我們做新聞的人應該尊重和堅持真相。中國人對在上位者容易產生仰視的態度，對他的人格有所期望等，記錄者不必顧慮這些，呈現事實便可。」

出師不利電影節播映多番阻撓

羅：我們為了每個細節付出不少。在這部片子完成在即，我們非常希望能有一個場合邀請各位受訪者一同觀賞，我們嘗試在國際電影節中尋求播放機會，但終於被難聽的理由拒絕。我們做了試播之後，有一群人成立關注組，主動幫忙尋求社群播映，因為知道院線播放無門。當你看到這些檔案，看到歷史被篡改，看到人命被踐踏，不會無動於衷，是這種感覺讓你鍥而不捨。今天我們面對這麼多年輕人，我們承傳靠的是他們。

觀眾︰我很感謝你拍這套電影，感謝博群電影節願意播映。我認為香港的文化機構有公共責任去放這些電影。早前香港亞洲協會，也censor（審查）了陳耀成導演的電影，《十年》也沒有辦法公映。在香港，還有一些很勇敢的創作人，願意突破這些困難，或者沒有資金去支持創作。六七暴動至今50周年，我們眾多博物館有為呈現這段消失的歷史做點什麼嗎？這個責任不應該只放在你一個人身上，感謝你的突破，也反映中大博群計劃和香港的學院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場所，可以用來傳播這些資訊。

羅：我更願意相信國際電影節是商業操作，因為我們的紀錄片可能非常不受重視，一場只有100人看，所以不予播放。電影節總監曾說電影中，資深播音員的女聲刺耳、男聲誇張、電影字體難看等，整部作品零藝術成分。電影界很多前輩也沒有這樣說過，但他（總監）說他（的看法）代表電影界。我不願意相信香港到這種猖狂的地步。電影節僅僅是一個符號，不能代表我們的心情，不代表香港人要的東西。那我們就尋求其他播放的機會。那部電影值不值得看，各位心中有數。我們做新聞、做記錄的人，我們不需要得到別人的肯定才工作。我將電影節這個說法告訴電影界的前輩，他們會比我更加生氣。我相信我不是一個特別的案例，電影界比較年青的創作人也有類似的遭遇。

有一個反差比較大，同樣是政府部門，我們去申請電影牌照，也是這位總監告訴我們，沒有兩星期是拿不到的，結果我們八天就拿到了，他通知我們是評為第I級（沒有任何暴力、色情、粗口、或恐怖成分，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即幼稚園都能看。同樣的部門，兩種標準。我們做記錄的人，心裏那把尺，為什麼和他們心裏的尺相差這麼遠？

促請政府立檔案法

前政府檔案處處長朱福強︰檔案消失了跟我沒有關係。我曾提過，「消失的檔案」這個題目有點問題，因為它沒有真正消失。我想解釋一下背景，香港目前沒有檔案法，政府可以在過程中不立檔、不存檔。用完檔案後也可以不送去檔案館。如果給了我們，我們會根據封存期開放。因為政府所有機構都會立檔，但立了檔之後，因為沒有檔案法的規定，很難拿來查閱。你去問他的時候，他會答你沒有這份檔案，沒有這種記錄。

至於檔案處沒有這些檔案，因為我們（檔案處）根本沒收過，哪裏會有呢？有也是些無關痛癢的，例如那條街簽了多少輛車，即是六七那時阻礙了交通，但重要的檔案不見蹤影。在保安科、在保安部，在從前的special branch（政治部），解散後很多去了英國。不過不要緊，沒這些檔案，我們仍然可以在英國找到。因為這些檔案，香港英國各有一份。如果香港政府不讓看這些檔案，那就去英國看。1997前一定去英國，1997後再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1997回歸後，檔案不知去哪裏了。我們唯一要求香港政府做的是──速立檔案法，保障市民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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