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標題出自趙翼（甌北）《題遺山詩》的詩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反其意而用之。
大韓民國第16屆總統朴槿惠因閨密干政被彈劾下台，旋而陷縲紲之中，終不免牢獄之災。此案甫成，好事者忙着盤點韓國多任總統的可悲下場與淒涼歸宿，又歸罪於青瓦台的風水，累及其主人：從韓國民主化以來，全斗煥、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到朴槿惠前後七任總統，竟有四位，即全斗煥、盧泰愚、盧武鉉與朴槿惠，或在任上，或卸任後，受到清算，厥運不終。
韓國是目前唯一一個落後的前殖民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多個領域與層面引領世界，真正晉身創新型國家行列的新興國家。
韓國曾經淪為日本殖民地，一直到二戰日本投降才取得獨立。50年代初金日成發動韓戰，韓國差一點成為鐵幕國家的一部分。因為美國集合15國的軍隊（正式名稱為聯合國軍，當然主力是美軍）才使韓國留在自由陣營。一直到50年前，韓國的經濟還相當蜩蔽，甚至落後於自詡為千里馬國度的北方同胞。當年北韓在「4,000萬朝鮮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卓越領導者、百戰百勝的鋼鐵靈將、天才的軍事戰略家」（以上四大頭銜是筆者當年收聽朝鮮中央廣播電台時，該台的呼號。當年在內地這種行為是收聽敵台，因為當年北韓稱為朝鮮，好在沒有被舉報）金日成元帥領導下，乘著中蘇分裂，左右逢源，取得大量援助。
四小龍與漢江奇跡
韓國在60年代搭乘初版全球化之順風車，創造漢江奇跡。這一奇跡的出現本質，是美國作為世界首要創新國家，把他們創新成就越過國界與亞洲那些願意接受較低薪酬的勞動者直接結合，製造出產品銷售世界各地。本來亞洲有大量這樣的人口，但當時冷戰正酣，世界儼然東西方兩大陣營。亞洲很多國家，尤其是人口大國中印，雖不是嚴格意義的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即蘇聯集團成員，但都或實行著計劃經濟，或兼且尊奉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國家制度，自然外於這一初版的全球化。
日本早有強大的工業，同時日本自明治的國策，就不接受外來投資。這樣東亞這些當年實行著威權制度，社會相對安定，沒有嚴重宗教或族群衝突的幾個國家與地區包括韓國、台灣、香港與新加坡，成了美國轉移產業的首選之地。由於經濟在60、70年代的騰飛，這四個國家與地區被合稱為亞洲四小龍。值得注意的是，菲律賓這樣的與美國早有淵源又英文普及，且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反而沒有在這一初版的全球化中崛起。原因就在於菲律賓當年政局動蕩，內部有共產黨新人民軍發動的游擊戰，馬可斯雖然實行威權性質的軍法統治，但社會遠不及四小龍安寧。總而言之，作為美國轉移製造業產業的生產基地，關鍵在當地精英能擔當一種類似微觀經濟單位中的管理人員的職能，使工人服服貼貼從事生產。
韓國當年之成為小龍，與其他小龍比較未見得特別突出。在1997年發生的，由泰國肇端的亞洲金融風暴受創明顯甚於星港台。當年韓國困頓到需要國民集體拿出黃金協助國家捍衛韓元，以舒金融之困。但是十年之後，韓國明顯超越小龍們成了一條好漢：三星智慧手機雄踞世界手機銷售榜頂端，現代汽車在世界市場佔有重要席位，韓劇啟其端的文化產品匯成蔚為壯觀的韓流。所有這些表明，韓國已越過作為被動的西方先進國家轉移工序目標地的經濟角色，成為先進的創新國家。為什麼韓國能臻於此呢？就是韓國精英角色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到嚴厲的監工者，再轉型成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
削除包括總統在內所有掌權者的搜刮功能
長期以來，韓國在文化與意識方面受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家庭家族人倫關係在社會關係中佔據重要位置。個人處於這種人倫關係的包圍之中，難以有個人的真正自由；個人利益更與家族等各種利益交纏在一起。除了中國，日本是對韓國有巨大影響的國家。豐臣秀吉時代就意圖吞併韓國並付之實行。只是秀吉後來死於非命，才中途而廢。明治維新使日本進入現代，在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有所成之後，日本統治集團就出籠征韓國策。不過日本征韓變韓為殖民地是一個漸進過程，而不是像台灣般因甲午戰敗即割讓而由日本直接統治。到20世紀頭十年，即便伊籐博文被指派為朝鮮統監的時候，那裏還存在一個韓國人的朝廷和皇帝。一直到1910年8月22日日本駐韓第三任統監寺內正毅才通過《關於合併韓國的條約》正式併吞韓國。駐韓統監改稱總督。二戰後，日本投降，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由蘇美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佔領。作為美國佔領區的南方建立了大韓民國。因為一直與北方的共產主義國家軍事對峙，南韓長期受美國的軍事保護。從而美國在各個領域與層面對南韓影響至深。
我所以簡略回顧南韓的歷史，目的在指出南韓受三大文化影響至深，它形塑了南韓人的思想觀念，行為模式。是現行國家制度體現與發揮功能的背景。
長期以來，韓國精英與其他國家一樣，一直以壟斷國家權力，進而搜刮國民生產的財富以自利為立身之道。雖然國家權力曾經在殖民地時期為日本人所據有，韓國精英轉而處於一種雖受制於人，但也是從權力取得利益的狀態。戰後大韓民國的建立，國家權力尤其是搜刮的權力複歸南韓精英。由於早年南韓經濟落後，精英只有這樣才能有高人一等的生活水平。隨著漢江奇跡的出現帶來了南韓經濟的起飛，生產力因之大大提高，這為南韓精英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那就是摒棄作為搜刮者的角色，轉而成為高效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精英與一般民眾的關係將徹底改變即由搜刮者變為施惠者。因為高效的創新與經營必為所有社會成員帶來惠澤，使社會和陸。
精英實現這種角色轉變依靠的是制度，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制度。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削除掌權者包括最高領導人搜刮的能力。如果說市場經濟是對精英轉變角色正向激勵的話，這種削除掌權者搜刮的制度是一種負向激勵。這是精英轉變角色必不可少的安排。很明顯，如果掌權者繼續保有搜刮之權，那麼，一方面很多聰明頭腦就會繼續往權力鑽，聰明頭腦不能分配到經濟文化這些最需要創新，最需要聰明頭腦的領域；另一方面，已經轉變並取得成功的精英必然受到困擾，因為搜刮必衝著他們而來。
民主化以來韓國總統之不幸與國家的進步
上世紀80年代，韓國在取得經濟成就的基礎上開始了民主化進程。那時韓國雖在四小龍之列，但比較其他小龍並不見得出乎其類。韓國汽車只是湊合著，並無太大品牌吸引力，晶片水平去日本遠矣，與和風風麋亞洲比，韓流還無影無蹤。民主化首當其衝的是全鬥煥，最令人震撼的是開啟民主化閥門的盧泰愚也被送進牢房。表面看，國家太過無情，其實這是韓國精英革面洗心，徹底轉型的抉擇。
民主化以來共七位總統有四位出事，或入獄或自盡，全都與搜刮罪名或涉罪嫌疑有關。全鬥煥盧泰愚之罪在民主化之前，可說屬懲罰型的轉型正義。包含了一種清算民主化之前獨裁政治的含義，由他們兩人承受國家對獨裁的罪罰。表示國家告別獨裁政治的決心。這一意義上說，全盧兩人或是不幸，但換取了國家的進步，精英的轉變。盧武鉉和朴槿惠作為民主政治下產生的總統，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國家對最高領導人的要求，他們行差踏錯，權力沒有正確地運用，在相當程度上不全因他們的貪婪。而是文化上的因素造成的。韓國受以人倫為主要價值取向的儒家意識影響至深，很多時有一種向自己身邊人包括血親，朋友、熟人分發利益的衝動，甚至當成一種義務。當大權在握時，無法嚴守分野，而觸罪網。在民主政治下，使這些總統倒楣，國家真正獲益。可以使全民更加明白，權力與搜刮功能的分離。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七名總統另外三名平安著陸者皆基督教徒，而四名獲罪的均屬非教徒。這其中有什麼文化意涵？實應加以深究。基督教倡導人人平等，人倫價值取向不明顯，是否對最高領導人的行為取向帶來影響呢？
經歷了30年過半總統的不幸，韓國反而國運昌隆。在四小龍中脫頴而出。韓國躋身汽車大國；韓國晶片、智慧手機引領世界潮流；作為文化產品的韓流等等有那只小龍足堪擷抗？人們說美國引領世界靠晶片、藥片與影片這三大智力產品，除去藥片，韓國庶幾近矣。當然作為後起國家，南韓精英迄未產生自然科學諾獎得主，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也未見世界級大師出現，引領現代思潮。毋寧說南韓精英的成就集中在實用層面。隨著聰明頭腦的角色義無反顧的轉變，相信韓國精英爾後會彌補這些不足。
至於四小龍另外三家尤其是台灣，它的現代歷史背景與南韓極為近似，為何近十年成就沒有南韓彪炳，本欄將另文分析。
南韓最值得亞洲國家仿效
現代社會是與傳統社會極為不同的，首先是生產方式，從而決定了社會制度包括國家制度不可以沿襲傳統的方式。作為現代社會領先者的西方，其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內生了現代意識，經過從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洗滌了傳統意識中不合現代社會的因素，從而形成現代思想意識，為現代社會的制度形成奠定了基礎。從而西方迅速實現了現代化，引領世界各國的發展。
因為西方的成功從而成為各國仿效的對象。但因為各個國家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與西方非常不同，其中很多國家的文化不但沒有通往現代的內生因素，甚或充滿抗拒的阻力。從而仿效成功的案例極少。在亞洲最早只有日本一家。實際上日本傳統社會有類西方結構即國家統治的多元性，既有代表神權的天皇及代表世俗權力的幕府，差可對應歐洲的教廷與君主；而幕府的封建性質也與歐洲君主相近似。所以日本可以在明治維新中畢其功於一役，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沒有太多蹉跎。西方也好，日本也好他們現代社會的成功最關鍵是精英轉變角色，由上面所說的，食於人的，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惠澤眾人的高效創新者與經營者。
亞洲其他國家與日本大為不同，尤其是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傳統文化是精英以暴力壟斷權力，社會以同心圓結構形成等級社會，這種等級社會包括兩大層面，一是國家權力賦予社會成員等級身份；一是社會個體對其他人定義了同心圓親疏等級關係。這樣構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種現代社會唯一可行制度帶來巨大阻力。因而作為聰明頭腦的精英沒有真正實現角色轉變，從而現代意識被阻隔於外，現代制度無法生根。
因為人口龐大，全球化使亞洲國家成為世界製造業生產基地。全球化最明顯的結果是中國文化圈的國家最為獲益，從四小龍的出現到中國的崛起。主要原因是本來嫻於統治的這些地方的精英在全球化中用武有地：從宏觀上看，這些精英擔當一種類似微觀層面的管工角色管住治下的民眾，讓他們服服貼貼在相對較低薪酬下，生產主要是以西方精英憚精竭慮發明創新技術生產出產品行銷全球。在這一過程中，這些亞洲國家精英舒緩了現代社會要求他們徹底轉變角色的壓力。而經濟活動向亞洲的轉移又好像使亞洲精英增添了光彩。但實際上，他們作為統治者，搜刮的統治者角色不變。這樣他們與治下的民眾的取予矛盾沒有改變。他們上靠西方精英的創新；下靠治下民眾的服貼。韓國精英在經歷了這樣的進程，擔當過這樣的角色後，不耽於這種角色，而是利用這一機遇，徹底轉換角色，削除作為國家掌權者原本的搜刮功能終取得成功。這為亞洲諸國的精英樹立榜樣，國家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精英要成為國家真正受人尊敬，乃至與各國和穆相處只有一途，就是徹底轉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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