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貴族愛好金銀器,將它與吉祥、永壽的美好意願結合,融入衣食住行等幸福生活細節,既為高貴飾物,也視為起居的必需品。由於尚處於中古迷信時期,各種對命運的期盼,自然又與天地四方的神靈物像互相匹配,構成固定的事物信仰。於唐前期影響至深的,當以中國先秦戰漢長年累月沉澱而來的「四神」觀念為代表,東面青龍、西面白虎、南面朱雀、北面玄武,通通以物像化的手法來表達神靈保護的功能。惟四像內容,又不局限於方位神祗,對唐代統治者來說,某些深深感受到神靈臨格之物,均可加入此大家庭,隨時建構幸福的圖譜,思想價值可謂靈活多變。
唐代巔峯之作 銀鎏金花團錦盒
古月堂珍藏的唐代銀鎏金花團錦盒,便是唐人金銀器工藝的巔峯之作,精緻的器物雕錯之間,瀰漫昔日貴族裝扮的脂粉氣派。飾盒高4.5釐米、盒口直徑11釐米,通體以錦簇的鎏金花團為主體裝飾,由纏枝花蔓圍繞,並以滿布的魚子紋為地。它與現時存世的銀鎏金飾盒均有相類的特點,在邊緣位置鎏金,形成上下開合時多重的金屬條紋,把四角八稜曲線之美,表露無遺,同時亦將焦點收蓄在盒面的中心部位。細心考察盒上的物像標誌,走龍和猛虎配置於東西兩側,惟上下則由飛鳳和鸚鵡擔綱,鸚鵡曲翼銜綬之狀,並與其他三者顧盼身後,互相呼應,形成瑞鳥、瑞獸在花團之下轉圈的動感。觀者不禁會問,為何小小鸚哥居然可以晉身四像?這種雕飾到底意義何在?凡此,不能不追溯於唐前期獨特的政治和宗教淵源。
盛唐宮中愛鸚 影響及於詩作
原來唐代高門閥族、騷人墨客均喜歡蓄養鸚鵡,武則天愛好鸚鵡成為傳頌的佳話。由於鸚鵡的「鵡」與武則天的「武」諧音,武氏一度以此為國姓,鸚鵡便成了國鳥。武則天當上皇帝,欲傳位於武氏,鸚鵡如神靈所感,夢中折翼獻身示警,由狄仁傑解破夢境,成功堅守着李唐基業。此外,在武則天調習貓與鸚鵡一同器食時,鸚鵡為饑貓所吃,讓武則天感到武家王朝不能長久,鸚哥之機靈神驗,由此在唐人的《朝野僉載》中生動地記錄下來。
到玄宗治國,他和楊貴妃所養的「雪衣女」,又產生了感人的故事。據《明皇雜錄》記載,開玄中,宮中有一外號「雪衣女」的白鸚鵡。玄宗每次與貴妃、諸王博戲時,稍有不勝,左右呼「雪衣娘」救局,很快牠就會飛過來搗局,其靈巧若此。另一隻五色鸚鵡,也有過人表現,《唐書》中記載玄宗若被左右陪臣牽扯御衣時,鸚鵡就會瞋目叱吒,令高力士等輩知所進止。書中且載玄宗嘗賜(新羅王)興光白鸚鵡雌雄各一,加強了國與國之間的互信。
唐朝人認為鸚鵡能習人類語言來打擊不法,增添了此鳥朝堂上正義不阿的本色。張說《綠衣使者傳》便講述了長安城中富豪楊崇義,其妻子劉氏,與鄰居李弇私通,被謀害於枯井中,結果為家中鸚鵡之語揭發。故事到了最後,唐玄宗封鸚鵡為「綠衣使者」,收於後宮餵養。盛唐宮中愛鸚至此,影響及於唐朝詩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率相以此為題,形成普遍的文學描繪對象。
佛教文化薰陶 鸚哥升格神鳥
政治濁流、文俗創作,提高了鸚鵡的超拔不凡的個性,徹底將鸚哥升格為神,實得力於佛教的薰陶。上文提及的「雪衣女」,史載:「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多心經》即是佛典《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宗旨是用般若觀察宇宙萬物皆空,最後悟出成佛的道理,在唐代已廣受人們接受。如《廣異記‧王琦》載:「 (代宗) 永泰中,(王琦)又病篤,乃於燈下,澄心誦《多心經》。……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複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癘,琦燈下至心為誦《多心經》,……琦卻誦經四十九遍,李氏尋愈也。」唐人認為誦讀此經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鸚鵡躲避災難也誦讀當中經文,並日夜不息,大有昄依佛教,獲得解脫的意味。到了明代,李詡筆下且加以比附,在《戒庵老人漫筆》卷七《鸚鵡事相同》云:「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厚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悅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頹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後喜,即為啟籠。居數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後悲動,以紫檀做棺,葬于後苑。」從情節內容判斷,此故事應由「雪衣女」的故事演化而來。只是,武后的鸚鵡與玄宗的鸚鵡相比,不僅能誦佛經,還具有佛教的思維而已。
唐人李蘩淵在《聖渠廬》中講述的鸚鵡故事與佛教的關係更為密切。故事中的鸚鵡不再是平凡的鳥,儼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史載:「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鸚鵡先是虔誠修道的佛教徒,後成了菩薩示化的神跡,成為時人修佛向道而獲得超脫的典範。
化生鸚鵡故事 反映佛教觀念
類似的故事描述,在唐代《法苑珠林》、《酉陽雜俎》、《全唐文》、《淵鑒類函》等史料中所記甚多。在印度的佛經故事中,鸚鵡是神鳥,往往以佛的過去世出現。民間故事中也有很多菩薩數度轉化成鸚鵡的記載。《六度集經》卷四《鸚鵡王本生》云:「昔者,菩薩為鸚鵡王,常奉佛教,歸命尊。時當死,死不犯十惡。慈心教化,六度為首……佛告諸比丘,時鸚鵡王者,吾身也,人王者,調達是也。」韋皋在《西川鸚鵡舍利塔記》中寫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嘻和鳴,演唱法音。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韋氏此說法是源於一個故事,據聞河東裴氏養了一隻一心向佛,恪守六禁,非時不食的鸚鵡。鸚鵡將死之時,十念「阿彌陀佛」而亡。火化之後,「果有舍利十餘粒」。 又據《太平廣記》載:隴右百姓劉潛,家養了一隻鸚鵡,鸚鵡每天都和劉潛的女兒講話,鸚鵡每念佛經,劉女定必焚香。一天,鸚鵡對她說:「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劉女問其原因,鸚鵡回答:「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鸚鵡被放飛,三天後,女兒無故死去,並化作一隻白鸚鵡飛走了。故事要點,反映了佛教的前世、今生、來世的三世輪回轉化的觀念,在民間產生着深遠影響。
筆者相信,這些唐代佛教觀念均通過鸚鵡的故事為載體,臻於形象性的表達。唐人造鸚鵡銅鏡相贈(上圖),又在佛教相關器物上加上鸚鵡雕飾,繼而以鸚鵡進佔四像,與其他吉祥物平分春色,均非偶然為之。這些藝術行為,反映了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氛圍下,賦予了鸚哥擅長於解意、趨吉,且知音、奉佛與化生等多種功能,值得從現存的相關器物中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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