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法禁蒙面避立法會審查

行政長官的「八二七談話」，重申「止暴制亂」，聲稱考慮引進新的法律手段，達致盡快「止暴制亂」（大意）。

援引緊急法或可關連登

法律手段包含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下稱「緊急法」），會同行政會議「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此舉將擴大行政長官的公權，成為極權主義管治的標誌。以苛法嚴刑實施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管制，限制、壓制民權包括新聞傳播自由，實是變相的局部戒嚴。

援引「緊急法」立規的政治功能，最直接的是管制、壓制新聞媒體，清查、截斷涉及社會抗爭的網絡連結。例如，連登網的用戶群組對用戶群組（Peer-to-Peer）連結，可能受監管或截斷，甚至整個連登網被關閉。

六七緊急令封三小左報

「緊急法」制訂於1922年2月。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立法的目的，是應對紅色工會的罷工潮，即1922年1月爆發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工潮的幕後策劃者，是中共（1921年8月初正式建黨，官方稱7月1日為建黨日）及其中華海員總會。

「緊急法」的重要「法律職能」，是逮捕和遞解中共地下黨員、工運人員。

1967年5月發生紅色暴動（俗稱五月暴動、港共暴動或土共暴動），港英政府於8月援引「緊急法」頒布緊急法令，查封3家小型左報（《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

「緊急法」於1999年修訂，權力主體由總督改為行政長官。

就針對當前的社會抗爭而言，「緊急法」的「要害」，是「訂立規例的權力」（第2條）：「對刊物、文字……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的檢查、管制及壓制；」（第2條第2款a項），對港口和航空、陸路、水上交通的管制（c、d項）。

現在如援引「緊急法」立規應對抗爭者，範圍或偏重於網絡通訊的清查、管制；也包含飛機場、地鐵、大隧道等公共交通網的管制和安全保障，以防範或遏止堵路塞車「不合作運動」，或官方認為暴力的行動。

長官極權化正當性受疑

援引「緊急法」將給香港帶來政治災難，其必要性和正當性受質疑。

其因之一，是行政長官的公權過分擴張，行政長官認為出現「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便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第2條第1款），而繞開立法會。

緊急和合乎公眾利益的界定，裁量（酌情）權很大；在行政會議橡皮圖章化之下，援引「緊急法」實是長官意志決定一切。

這是個人極度集權化即極權化，香港將面臨極權主義專制。在極權化之下，民權包括言論、新聞、通訊、集會、遊行的自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或壓制。

其因之二，確保公共交通網運行正常，有現行的法例足以應對。例如，近期機場取得法院頒發禁制令，以防範有人妨礙機場秩序、阻撓旅客登機。這份禁制令，就是維護公共安全的「法律載體」，沒有再立繁苛規例的必要性。

極權化將損及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營商環境，香港原有金融中心、交通樞紐的國際形象變壞，各類涉及社會文明的全球指數排名將劇降。

極權主義下社會監控緊

美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論及極權主義運用「控制人和威嚇人的方法」。

香港如出現個人極權，伴隨而來的必是強化社會監控、「舉旗亮劍」式的威嚇。而許多港人正在追求民主，並守護原有的自由制度，期望兩制邊界清晰。這將產生新的抗爭。

援引「緊急法」可能牴觸《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依基本法第39條規定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本地立法）的一些條款，例如《基本法》第27條關於新聞、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的自由，或會引起司法覆核。

援引「緊急法」的負面影響，小於由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而實施戒嚴法（《基本法》第18條4款）。但是，以「緊急法」實施許多管制，會因市民感到不便而積下更多的民怨。近期港鐵在遊行時段關閉數個車站，市民就有怨言。

援引「緊急法」制訂的新法例，應有「落日條款」，在不必要時終止其效力。

宏觀非微觀設獨立調查

行政長官的「八二七談話」，未正式回應5大訴求，重申修例（送中案）已終止，但仍不願稱「撤回」，直至9月4日才正式宣布「撤回」。這是遲來的「答應」，無法挽回民心。

「八二七談話」提到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已有監警會的調查機制，未「答應」5大訴求之一項。

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不同於已有的監警會。前者是指宏觀層面的社會背景調查、探討，包含「送中案」引發社會抗爭的社會因素，官方政策、施政的得失，警方應對的得失特別是「七二一」、「八三一」和「十一」加深民怨的原因；抗爭一方的訴求、和理型或勇武型的比較；官方應有的應對方案，社會體制的弊端及改善等。後者，是針對警方個案的微觀調查。

行政長官似未分清宏觀與微觀的層次，未接納民間善意的建議，導致長期積聚的民怨更難消除、社會抗爭持續，街頭武鬥更熾熱。

有網絡評論謂，不設調委會是要避開問責，推卸官方「送中案」失誤的責任。

只靠催淚彈社會難平靜

面對社會抗爭，官方只是執行「止暴制亂」的「最高指示」，實際是照搬「維穩」的一套，沒有面對現實、實際解決紛爭的有效措施，輔以政治手段（包含有第三方參與的實質談判）緩解糾結，社會不可能「平靜下來」。

有政協委員身份的一位建制派人士，稱行政長官「兩手空空想溝通，寸步不讓難對話」，是脫離實際，「政府無人問責是不能接受」（明報8.27）。

政策、施政失當，積下民怨，必也失去人心。《老子》提示後人：「以百姓心為心」；北宋文學家、官至禮部尚書的政治家蘇東坡（1037—1101），在〈上神宗皇帝書〉云：「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魚之有水。」

在當代的社會，政府或官員失去人心後，要重建公信力必困難重重。靠施放催淚彈、禁止蒙面而擴展公權力，更寄望以新的法律手段，構建苛法嚴刑的極權管治。這是無法重建官民互信，難以消除警民仇恨，社會抗爭必難緩和。

本文原題〈香港變相戒嚴極權化壓自由〉，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