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新聞自由才有香港光彩|丁望

官方對壹傳媒大搜查和拘押行動（下稱「八一○大搜查」），引起全球廣泛關注。香港社會的回應，權且分為兩大類：「抓黑手派」和「兩手撐派」。

「抓黑手派」讚揚舉旗亮劍「抓黑手」，流露了「痛快」的亢奮。

「兩手撐派」面對新聞自由威脅，展露焦慮之情，並衍生兩撐之舉。一撐報，爭購壹傳媒的《蘋果日報》，令11日發行量從7萬上升至35萬，再增至55萬；二撐股，搶購壹傳媒股票，令10、11日股價爆升，據《信報》12日的報道，兩日內的升幅超過11倍。

儘管兩撐未必能持久（撐股風險尤大），但維護新聞自由的價值觀強烈。這是港人行使表達權的另類模式。

巴西講話後策劃抓黑手

對於「八一○大搜查」，外國許多評論稱是對美制裁11個京、港官員的報復。本文不以為兩者有直接關連。

「抓黑手」早是中共中央對港政策的一個取向。

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權威、對香港「實行管治」，並首次提出建立香港國安機制。

同年11月，雲端權要的「巴西講話」，把香港街頭抗爭連結到國安層面，重申「止暴制亂」（註1）。隨後，黨媒著力宣傳「抓黑手」。

今年6月，《港區國安法》（下稱《國安法》）快速制定和公布。

「八一○大搜查」是執行《國安法》的大案。香港警方稱，被拘押的壹傳媒老闆，涉嫌捐款支持一個攬炒團隊，遊說外國勢力採取「制裁行動」，違反《國安法》第29條。

涉案時間如果在7月1日《國安法》生效後，搜查、拘押行動是很自然的，這正是「抓黑手」的第一步。時間如果在7月1日前，則法律的適用性有爭議。

案件已定性助外國顛覆

8月1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稱，被拘押者是「反中亂港分子」或「幕後黑手」。它引述官方發言人談話，對嫌案的定性如下：

「反中亂港分子長期以來逢中必反，投靠外國和境外勢力，充當政治代理，協助其干涉香港事務，對中國進行分裂、顛覆、滲透和破壞活動。」它還特別點出涉案的「代表人物」（註2）。

香港如仍能保持《基本法》賦予的獨立司法機制，偵查、檢控、裁決（審判）仍可三權分立，涉嫌者的罪與非罪，當由法院依據適用法律條款、司法程序裁決，不致照單接受「反中亂港」的政治假定。

在拘押48小時之內，一批涉嫌者已保釋。由此看來，司法程序還未走樣。

翻編採文檔無法律依據

就保障新聞自由而言，「八一○大搜查」似未嚴格遵循文明準則，不少人有新聞自由受干擾的焦慮，香港記協發言人說，「事件相當恐怖」，「幾十年，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社會爭議的執法偏差之一，是法院的搜查令列明搜查範圍不含新聞編採類，警方卻在編採辦公室劃「禁區」線，指令編採職員離開，「禁區」內則有警員翻看編採文檔（卷宗，file）。傳媒界專業人士認為，此舉有違法之嫌。

就常識而言，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如有罪證應是「秘密」類，至少不會讓編採職員傳閱，更不可能留在他們辦公桌上的文檔。警員在現場翻文檔，被人稱為「多此一舉」，並懷疑是「恫嚇動作」，侵害編輯、記者的私隱。

親疏有差別篩選採訪者

偏差之二，是對於媒體的採訪，施親疏有別的「傾斜政策」，讓「友好者」進入採訪區，卻不准其他傳媒如立場新聞、路透社的記者進入。

這種篩選方式，類似政治審查，引起傳媒界爭議。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大律師也認為欠妥，應一視同仁。

任何有「全民政府」理念的人，應是平等待人，不應有「親疏有別」的政治篩選。在法治的社會，政府應是「全民政府」；向既得利益者一邊倒式大傾斜，失去公道，無法取信於民。

又大聲吆喝損國際形象

偏差之三，是某些警員的大聲吆喝習慣。在現場電視新聞畫面中，有警員大聲吆喝「靜觀」的記者、編輯。

這是街頭民眾示威現場常見的「畫面」（還有對著記者、社工、救護員射胡椒噴霧），一直引起傳媒團體、工會抗議。非常遺憾的，特區政府和警方並未正視這種官民糾結。

在外國，警察跪扼被捕者的不必要暴力，已受社會強烈譴責；8月10日，美國西雅圖市政府依法院的裁定，禁止警察對傳媒記者濫用暴力，不得以武器瞄準現場記者（註3）。香港官方卻一直未糾正「不必要的暴力」。

執法文明，避免大聲吆喝或其他公眾認為粗暴的行為，並不是很困難的事。只要有平等待人、尊重新聞專業和人格尊嚴的理念（註4），互相包容的場景必可在國際視野贏得好評。吆喝聲，只能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

日本轟動熱政學界出聲

「八一○大搜查」後，日本政、學、演藝界知名人士情傾周庭，對她表達關心、同情，引發了罕有的轟動效應，突顯日本各界對她的「關注度」高，遠遠超越對壹傳媒的老闆。

在表示支持周庭維護自由、爭取民主的日本名人中，有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中央政府秘書長）菅義偉，在野的立憲民主黨主席枝野幸男、副主席蓮舫，參政的日本共產黨要員小池晃、志位和夫，參議院議員石川大我等。

日共不同於全球的5個執政共產黨，它與歐洲的共產黨走議會和平之路，放棄暴力社會主義革命，故支持周庭維護自由的取向。

演藝界的聲援人士，有電影導演白石和彌、動畫導演水島努，藝術家奈良美智，作家乙武洋匡。

學界、法律界的名人，有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教授阿古智子、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遠藤乾等。

日本關於對中政策國會議員聯盟（JPAC, Japan 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就「八一○大搜查」發表聲明，表示關注港人的人權。

傾情於周庭說她理性人

北海道大學教授、律師17人的聯合聲明，於8月12日發表。聲明稱：

「周庭等人只是為守護人權與自由、貫徹非暴力運動，卻遭不當逮捕，現在雖獲保釋，香港警方卻持續朝起訴的方向調查。……應立即停止這種壓迫行為。」

周庭被拘押在日本引發的抗議潮，對香港而言是從未有過的社會現象。

她之成為日本網絡平台的紅人、眾人同情的年輕人，是因為日本人認為她是和平理性的社會抗爭者，未參與街頭暴力行動（如放火攔路、毁火車站），以溫和的方式表達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認同；警方拘押她，以「勾結外國勢力」之名，是空洞的欲加之罪。

同情她的日本人期望：不要虐待她，要保障人權。

日本人對她如此關心的另一因素，是她通日語，在日本的網絡平台與觀眾有交流，粉絲對她有好感。她的外型文雅，有時給人「楚楚可憐」之感，同情她的人也就多起來。

日名導演說自由消失中

「八一○大搜查」在全球重要媒體引起爭議，關乎人格尊嚴、社會自由、新聞自由的價值觀。外國觀察家或傳媒智庫的相關評論，亦往往重墨於社會自由度、新聞編採和評論自由。

有「香港經驗」的外國人，對香港往日的自由印象深刻，這是居住或旅遊的經驗積累；今天，他們竟憂慮香港自由的消失。

日本電影《東京失樂園》、《那一夜》的導演白石和彌，在社交網慨嘆：「我最喜歡的香港，已失去自由。」

英國《衛報》評「八一○大搜查」，曰：「這是香港新聞自由正式死亡的一天」（the day press freedom officially died）。

針對「八一○大搜查」，傳媒智庫無國界記者（巴黎）發言人慨嘆：「香港曾是新聞自由的堡壘」，2002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出台，香港排名第18高位，以後便下滑。2020年評估的180個國家、地區中，香港降至「半自由」的80位（紅色中國排177）（註5）。

香港往日的自由，竟成了許多來過香港者回想或懷念的「場景」，這是很悲哀的。

香港作為全球文明社會、國際金融中心的標誌，是有充分的自由。從居住、人身的自由，到言論、新聞、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都在周邊地區之上。在「一國兩制」下，確保新聞自由才能讓香港贏得國際聲譽。

註解：

註1：丁望：〈沒有暴力革命，只有社會改良〉，《信報月刊》2020年1月號，頁44—47。

註2：《人民日報》2020.8.11，6版。

註3：〈西雅圖禁警防暴武器瞄準記者醫務人員〉，明報新聞網，2010.8.11，19:28。

註4：〈記者採訪受辱人格尊嚴受損〉

註5：〈沒有新聞自由老共排名甚低〉

本文原題〈維護新聞自由才有香港聲譽〉，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