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與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香港正處於歷史重要發展的十字路口，用政府的話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從香港歷史上看，不同重大發展機會，均與外部因素帶來重大變局有關，並因能緊緊抓着，之後迎來重大發展，有了接着的輝煌歲月。而無論是哪個時期或是面對何種挑戰，均因充分利用本身連結內外地位、自由市場體制與吸納海外華人力量這三大特點，令其可以逢凶化吉，乘風破浪，不斷取得發展突破。本系列文章，以此為背景與核心，作出說明。

就經濟轉型而言，最簡單的歷史發展進程，是在1841年前香港只屬漁農社會，《新安縣志》尤其指出香港屬漁業為主、農業為輔的經濟，這與香港多面環海，山多平地少，耕地有限的地理環境有關。

自1841年起，香港踏上與中華大地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那便是一般說法的在英國佔領下由漁村變成轉口貿易港。可是，由於香港本身屬「百無」之地，開展貿易之初，進程一點亦不順利，因此曾令像渣甸洋行（後稱怡和洋行）般的外資洋行也大感失望，對當時港英政府大肆抨擊，主要是生意經營困難，無從獲利。

第二次由外部因素帶動產業變遷的事件，是美國發現金礦，因此掀起了華工出洋，遠赴美國的淘金浪潮，香港因而成為苦力勞工的轉口港。即是說，自那時起，香港的轉口港不只是貨物貿易，還有豬仔勞工出洋。

由外部因素帶動

同樣令香港綜合實力發生巨大變化的外部因素，還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接着的割讓界限街以南九龍半島土地，令香港不但資源幅員大增，整個維多利亞港更可盡納其中，充分利用，那樣更有利於轉口貿易發展，經濟及貿易實力得到更大強化。之後，新金山和南洋等地的開發，又吸引更多華工透過香港出洋，海外華人數目持續急增，香港因此除了屬於貨品及華工轉口之地，更是資金（錢）與資訊的轉口港，因海外華人需滙款返鄉，同時又需與家鄉保持各種音信往來，進而確立了香港的綜合轉口港地位。

在接着日子中，無論是太平天國之亂的移民湧入、租借新界的擴大香港人口及幅員、滿清覆亡的另一批移民到來，甚至是1920及1930年代因內地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及日軍侵華等，均吸納一批接一批貨、人及財等進入香港，壯大了香港的綜合經濟與社會實力，唯基本上均沒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那怕一些基礎工業在這個過程中開始發軔。

二戰後，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大量貨、人、財及生產設備又再次湧到香港，尤其上海工業家。與此同時，朝鮮半島爆發戰爭，新中國因抗美援朝遭到以美國為主導的聯合國貿易禁運，令香港轉口貿易地位戛然而止，這樣便促使香港走向工業化，成就了1950至1970年代的工業起飛，而這一重大經濟轉型，基本上亦是由外部因素帶動促成。

經歷約20、30年的發展，到了1980年代，當香港的生產成本──尤其工資與租金──已經到了較高水平之時，內地的改革開放，則帶來了巨大挑戰，促使不少生產線北移，同時亦有不少內地資金湧到香港，這種此消彼長的重大變化，又促使了香港經濟由工業轉型至金融服務業，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得到很大發展。

香港回歸翌日，旋即爆發亞洲金融風暴，然後是股市與樓市泡沫爆破引致的經濟急速下滑和疲不能興，接着更爆發「沙士」疫情，給社會及經濟帶來巨大衝擊，尤其突顯了高度依賴地產與金融的結構性問題，香港經濟於此到了另一尋求轉型時期。

趁變局升級壯大

由於香港社會與經濟已非昔日吳下阿蒙，既有結構複雜一面，又有已趨成熟欠缺更大發展空間的另一面，所以便呈發展動力已非成長期般巨大的問題，各經濟層面相互糾纏，不易單憑內部產業變革帶動經濟轉型。正因如此，那怕社會出現各項名目不同的經濟轉型倡議或努力，什麼再工業化、工業4.0，或是提出發展四大產業等，不一而足，但均成效不彰，香港經濟結構基本上仍是地產與金融服務業主導。

綜合香港百多年經濟發展與轉型的前途軌跡，不難看到那種「時勢造英雄」的影子，並因香港既能緊抓大勢中的機會，乘時而起，又在每次國內外大變局中能順水推舟，進行經濟轉型，從而令經濟結構不斷升級、壯大。由此觀之，在當前環境下，寄望於憑着內部力量推動經濟產業轉型，仍是夜長夢多、可望而不可即，反而一如過去般當經濟遭遇困難時順應國內外發展大勢而行，尤其在歐美經濟持久滑落、中美競爭愈來愈激烈的環境下，尋求向東南亞、「一帶一路」地區及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謀發展、拓市場，或可找到發展新亮點，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而無論是採取何種策略，充分利用本身連結內外地位、自由市場體制與吸納海外華人力量這三大特點，仍值得政府、商界及專業人士考慮，接着文章會在這三方面作深入一點闡述。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大勢與定位4-1

鄭宏泰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助理教授。於2003-2011年任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之職。主要從事華人家族企與港澳社會政策等研究，近期著作（或合著）包括：《香港華人家族企業個案研究》、《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米業史》、《香港股史》、《香港大老：周壽臣》、《香港大老：何東》、《香港將軍：何世禮》等。其次，亦合編了《華人家族企業傳承研究》、《澳門社會實錄》及《澳門特區新貌》等書，並在國際期刊及區域期刊上發表相關論文十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