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信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
社會中人對經濟學家暗諷,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這也是作為一門顯學的衛道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朋友當中,早已達不惑之年的經濟學家,自然不會無聊到一聽到責難之聲便拔劍而起或暗自悲傷,他們的反應或更接近「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境界。在一次「十三學者」的飯局中,在場的七、八位經濟學家對行止兄之評皆不以為然,但卻又爭相對號入座,認為其他人無資格得此抬舉。經濟學家慣於自嘲,但多年前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來港時,在飯局中表明很反對此種自嘲,原因是世人往往自以為懂得經濟學,但其實誤解甚深,經濟學家的自嘲容易加深此種誤解,不利此門學問的發展,我聽後深以為然,立時自封為經濟學衛道者。
懂醫術會亂殺人?
行止兄認為經濟學家只管參考、聽取同行的意見,不管其他學科的發現,並直指此種取態「與老共自認永遠正確而具自我完善……本能無異!」行止兄的根據是今年初《經濟前景學報》(JEP)的一篇論文,按照行止兄所引述,該研究發現,在經濟刊物 AER(2000至2009年間)所發表的文章中,其引用的論文四成來自25份經濟學自己的頂尖刊物,但政治學者及社會學者卻心胸廣闊,政治學論文所引述的研究中,只有0.8%是同行論說,社會學家所引述的,則只有0.3%來自同行。
我看到這些數字後大吃一驚,政治學及社會學怎可能如此不濟,其研究所引用的材料,超過99%來自行外的成果!這好比一篇醫學論文,其採納的根據當中99%都源自與醫學無關的研究,我們對醫學這門學問哪裏還可能有信心?這是不可能的,任何成熟的學科都有自己的核心學問,行止兄一定是不慎中了招,才可得此印象。我把 JEP 的文章找來一讀,果不其然,可能是文章的表達不善,行止兄的確是搞錯了。上述的0.8%,是指經濟刊物 AER 的論文所引用政治學研究的比例,而不是指政治學家所引用的研究只有0.8%為政治學家所發表。上述社會學的0.3%也是同樣解讀。至此,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的名譽可得恢復!
若我們要問究竟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哪一門更開放、更肯吸收別人的學問,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我則認為經濟學不但一直都有自己核心的理論,但卻又同時在吸納行外的方法與研究素材中最為成功。眾所周知,經濟學所用的數學之廣之深,沒有哪一門社會科學可比擬,經濟學中的主要實證方法「計量經濟學」,本身與統計學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上世紀三十年代,因薩姆爾遜(Paul Samuelson,其本科時在芝大念物理,並有發表物理學論文)之功,經濟學大量引入物理概念,其影響至今依然顯著。自四十年代開始,博弈論又成為經濟學的組成部分。30多年來,自然科學中的實驗方法在經濟學中大行其道。近10多年來,受到心理及生命科學影響的行為經濟學也陸續在各大學中開班授課,試問其他社會科學中又有多少研究要使用如「磁力共振」(MRI)等工具?我的舊同事周恕弘則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的文章甚至有在生命科學刊物中發表的。至於貝卡爾(Gary Becker)廣泛地使用社會學的題材作研究也是人所共知的。由此可見,經濟學家對吸納各學科的精華,不但不會皺一下眉頭,而且善於進行。一些其他學者雖口稱要跨學科研究,但卻無甚成績,經濟學家對此「自我感覺良好」,無足奇怪。
行止兄大文中也有引用了一篇剛出道的德國博士生所撰的論文,其中整理了695位美國國會議員的資料,發現他們當中有念過經濟學的更有可能貪污枉法云云。我對此結果毫不奇怪,我一向認為,若經濟學讀得「半桶水」是很危險之事,所以甚至不認同中學開設經濟科,因學生未成熟也!但話說回來,若說經濟學引致貪腐,卻是文不對題。上述695名議員中,我想不起有誰會被學界視作為經濟學家,他們在大學本科時部分讀過經濟,則毫不奇怪。其實美國政客,大多數都是律師出身,貪腐的政客中顯然大都熟悉法律,但我不會認為是法律造成了貪腐。
但若說經濟學的知識與貪腐活動毫無牽連,卻也不正確。上月在清華參加的一個宏觀經濟座談會中,有位曾在發改委任職,但現在商界工作的經濟學同行王建有言,在政府做事時,他要努力找尋政策的漏洞,以便早日替政府堵塞之;在商界工作時,他一樣也要不停找尋此等漏洞,看看怎樣可以利用之。由此可見,經濟學的核心技能之一便是懂得發現別人看不見的漏洞,好的經濟學家都應練就「獨孤九劍」,一眼便識破體制或別人的破綻。這有如犯罪學家最懂得犯罪,醫生最精通殺人之技一般,但我們卻斷不會說犯罪學家或醫生喜歡犯罪和殺人。不懂經濟學看不通體制漏洞的政客就算要貪腐,可能連怎樣動手也不知道,有這方面知識的更有能力貪腐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支持「袋住先」動機可疑?
行止兄大文中暗示,當今香港支持「袋住先」的經濟學家的動機大有可疑,他猜測他們可能害怕失去晉升機會、不獲續約、不易進入建制的委員會、沒人邀請北上講學、退休後不會有「榮譽」機會等等。經濟學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老祖宗,以私利為本猜度別人動機並無不妥,但人性複雜,其利益也複雜,局外人要掌握時極容易荒腔走板,致得出錯誤答案。人心難測,他們心裏真正想什麼,本來不易得悉,但上述推斷卻顯然經不起可觀測到的事實的驗證。我認識全部在港公開(或私下)認同「袋住先」的資深經濟學家,其中多位(但非全部)有參加「十三學者」,學者大多有自己獨立的意見,不用追求共識,但若要我找出哪一位資深又勇於發表意見的同行反對「袋住先」,卻是搜索枯腸,難找例子,這甚至包括在深圳的張五常也是如此(上周末在人聲喧嘩的深圳萬象城被他搜尋出來,在鼎泰豐共進晚飯,我知其所想)。不過,在茫茫人海中,卻竟是沒有一人與上述猜測相符。
這批經濟學家若非已退休便是快將退休,他們須要續什麼約升什麼級?當中3位曾任大學副校長,又有幾位曾任系主任之類的,哪會計較這些?北上講學他們大多不會排斥,但實際上,幾乎人人忙碌,真正能抽空去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的人很少。內地大學邀請外間經濟學者參加學術活動是等閒之事,有關學系發出邀請,只要我們有回鄉證便可,我從未聽過哪一位經濟學者被留難,正如我們邀請外國學者來港時,根本無人會理會其政治取態一樣。進入什麼諮詢委員會當義工,更是大家避之則吉之事,這批人過去參加過的諮詢委員會數不勝數,根據報酬遞減律,這些委員會對他們的價值一定極低。一年多前,曾有政客及傳媒人胡說我很想加入什麼委員會,我遵從實證主義的原則,公開挑戰他們參加一賭局,若這幾年內被委任並接受任何一個政府諮詢架構的主席之位的話,我願賠10萬元,若沒有接受,他們只須賠我1萬。沒有人敢接受這賭局,「贏梗」的機會化為烏有,使我十分失望。我相信贊成「袋住先」的經濟學家不少也肯開此賭局。至於要獲得什麼「榮譽」一節,雖沒有證據支持,但這倒是不易驗證,不過,從未聽聞有哪一位經濟學者因政治立場而得到「榮譽」,付出高昂而且最被他們重視的時間成本,去追求一種概率極低而又無多少實利的目標,並非理性經濟學家的作風。
任何選舉都可被操控
那麼,他們支持「袋住先」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我的觀察是這有理念上及背景上的因素。在理念上,經濟學的訓練使到他們在分析問題時會直奔主題,首先便問後果是什麼?正如佛利民常言,政策的意圖並非關鍵,它帶來什麼後果才最重要。如是,經濟學家對政策推動人為自己戴上的道德光環大多會嗤之以鼻,政策或制度是否公義,要基於其後果而定。經濟學家的道德觀又往往是功利主義的,功利的考量並非某個別人的利益,而又因不同人等有不同甚至是衝突的利益,所以正義的標準應是社會的總體利益能否被最大化。「袋住先」合乎這標準。
有人會反對這看法,但其論點卻是基於對民主機制的局限性缺乏認識。我20多年來已形成一觀點(20年前當然不可能預知「袋住先」的爭論),任何選舉制度都可被操控,以致不能確保結果是否代表民意,但民主制度仍有其極重要的優點,即可製造壓力,使當政者或競選者不能不害怕失去寶座,從而努力服務人民。此種通過一人一票而替人民帶來罷免首長的權力,美國的開國元老之一的麥迪遜總統已多有論述,王于漸教授也屢有發表這方面的意見,我的資深讀者也會知道,我多年來經常闡述此觀點,而「袋住先」其實已掌握到民主能帶來的上述的核心優點,我們縱然不認為其完美,但卻不可能不支持它,否則便與自己多年來的信念相違背。
有資深傳媒朋友曾對「十三學者」的組成感到十分奇怪,她不知道,這批人當中絕大部分當年都是活躍的學生運動參與者,年輕時的社會參與,又或其中多人接受過優質的自由教育,對何謂「正義」有長時間思辯論證,所以行事是否合乎正義,早已是他們信念的一部分,而是否能維持此種信念並能捍衛之,又早已被他們視為己身的核心利益。明乎此,便也不難明白為什麼他們大多都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此種制度能明顯地為這批行將退休或已經退休的人帶來金錢利益,但卻不符合他們據經濟理論推出來的觀點,所以他們唯有反對。
劉佩瓊說這批人都是返老還「青」。我的舊同事科大人文社會科學院前院長齊錫生教授在《香港科大還有什麼好說的》一書中提到一小群「老保釣」跑到香港建立科大的過程,他所說的這批人保存着蘇東坡筆下的那種白首忘機的天真,夾雜着難以釐清的民族情結,他們恭謹地做好本分,不參與不寬容偷雞摸狗的行徑,雖然是在述說另一批人,但比劉佩瓊所講的,是對經濟學家更加詳細精準的描述了。行止兄並不熟悉這批「異類」,有其判斷不足為怪。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