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文化價值觀」的第四篇。上周提到Hofstede（下稱霍氏）早期四個與工作有關的文化價值觀的第一個：權威距離，也可以說是上下、長幼、尊卑之間的關係。距離遠的，就是這些關係之中，前者對後者有結構性的權威。前者可以指令後者，而後者也甘於服從；前者覺得有責任為後者做決策、安排前途，而後者也覺得可以依賴前者。
有兩點需要說明一下。一、這裏說是結構性的，就是說，是社會的結構和意識決定的，是社會的常態，而不是因為上級、長者、家長的性格、能力使然，也不是因為下級、少者、子女的性格與能力。
二、這種文化價值觀，並沒有被看成是一種壓迫關係。一方面，上、長、尊者，並不一定有欺壓、剝削、凌辱下、幼、卑者的意識與意圖；反而會覺得這是一種照顧，是為了對方好。而後者也不一定會覺得處於受壓、受欺的地位；也不一定會覺得是逆來順受。
上面這兩段話，一定有讀者覺得是在為「權威」辯護。也一定有讀者會說：那要看那權威是否合理。關鍵就在這裏，權威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某種權威是否合理，就有文化價值觀的因素。也就是說，同樣的一種權威，在不同的文化裏面，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而結構性的權威，沒有「合理」與「不合理」的元素。
長官意志 不由分說
極端的例子，軍隊，長官有絕對的權威，全球如是。理由是，在戰場上，不由得你要認為合理才服從，也不允許有反駁、爭拗，否則長官沒有了指揮權，就無法打仗。
正所謂「軍令如山倒」。這裏面，並不保證長官的命令就合理、就正確；不保證下面的士兵就理解其中的戰略奧妙；也不保證聽了直觀的命令就能打勝仗。恐怕在任何文化裏面，都是如此。
但是，在軍隊的生活裏面，會不會出現長官對下屬的壓迫與欺凌，或者對於這些壓迫與欺凌，下屬是否逆來順受，就每個文化裏面會很不一樣。美國很多的新聞、電影，都是描寫軍隊生活中長官濫用權威，欺壓下屬，甚至達到個人的利益。在美國的文化，這是不該容忍的。
雖則這些情況，也許還在不斷發生，但是文化價值觀判斷這是錯誤的行為。有這些事情發生，甚至可能有普遍性，是一回事；在新聞、小說、電影裏面貶責這些行為，卻又說明這是社會的價值觀所不容的，是另外一回事。
換句話說，在其他的國家的軍隊，有沒有長官濫權的，沒有報道，不知道。也許是根本不會發生，也許是沒有人願意透露與報道，又或者習以為常、司空見慣，那又是另外一些文化價值觀所決定的。這是在研究文化價值觀的時候，經常發生的：「你覺得對不對？」與「你覺得會不會發生？」答案可以是兩回事。其實Hofstede的探索，還研究了第三個問題：「假如你認為是不對的，但又實際上發生了，你認為是否應該容忍？」
課堂文化 教師權威
在教育也是這樣，讓我們專注學校教育，因為那是「權威」最集中發生的地方。在我們東亞「筷子文化」，上課時教師進入課堂，通常是學生起立，向教師敬禮，「老師早！」「老師您好！」「Good Morning Ms Chan！」這就奠定了課堂裏面的「權威距離」。大致來說，課堂裏面的對與錯，基本上是由教師裁定的。
華人社會的教育有一個特點，就是重視分數（當然這已經幾乎變成是全球性的現象），壞處是重視分數，不計實際的學習成效；但它有一個好處——「客觀、公平」（表面上無可爭議，雖然涉及很多問題，此處不贅）。
但是華人社會的學校，「德智並重」，傳統上還有「德育」，在學生的成績表上，除了各科分數，還有傳統的「操行」。有些學校，「操行」有甲乙丙丁。誰來定？就靠教師的主觀判斷。筆者教過一所學校，每名學生有操行分，滿分100，犯事就扣分，在教員室有一本冊子，教師可以自己在冊子上扣分。這是教師的權威，沒有學生爭辯的餘地。這也是類似上述軍隊裏的「長官意志」。
筆者初出道的時候，所謂「德育」，往往簡化為「紀律」。學校裏面，校長之下，必定是「教務主任」與「訓育主任」雙頭馬車。英文中學，這是Prefect of Studies與Prefect of Discipline。也許因為德育是無形的，而紀律是可以有形的。
最明顯的是校服，筆者做校長的時候，那是1970年代，有時候我們教師自己也發笑。為什麼？褲腳，時興闊的時候，我們要它們窄；實行窄的時候，我們要它們闊。腰帶、領帶，也一樣，興闊時不准闊，興窄時不准窄。
有些女校，規定雙膝跪地時，裙腳要着地。台灣以前女學生有標準的髮型（好像叫「髮禁」）；香港也有學校，規定10度以下才能穿棉襖；等等。「犯規」的也許要記缺點，累積成為小過、大過。紀律，當然重要，那也是群體生活的學習要素。
但是，因為校服問題，而歸結為德育的過錯，好像又有點勉強，不過是容易執行而已。那也是學校可以容易行使權威的地方。
差距格局 預設等級
中國內地還有另一個方面的「權威距離」——結構性的等級觀念。有一陣有倡議學術界「去行政化」，筆者還以為是去掉那些行政主導的繁瑣管理手法，後來聽到陶西平老師（前不久離世）解釋，學術的職銜，是與行政級別掛鈎的。
才想起，當年筆者做副校長，到農村做研究，也就是普通研究員身份；然而每到一地，都會有當地的同級官員（一般是副廳級，有時候他們也搞不清楚，因為大學也有級別，相關的大學難以定級）陪同，後來簡化為請一頓飯，或者起碼要見面握握手。開放改革以後，就漸漸放鬆了。
有時候，這種等級觀念，是無形的。開會，發言是有級別的秩序的，往往是校長、副校長，順序而下。級別低的，基本上就是不會發言。改革開放以後，也逐漸放開了；像上海比較開放的城市，這種等級的痕跡，就愈來愈不明顯。
其實，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情形，但是每所學校不太一樣。一個極端，開會基本上是校長一言堂，甚至有校長一個人講到晚飯時刻還沒有倦意的；另一個極端，開會時嘰嘰喳喳討論非常熱烈的。也就是說，每所學校內部的文化價值觀——權威距離——都有它自己的特點。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差距格局」，在他的啟示下，筆者覺得中國人的觀念裏面，社會是一個豎直的格局。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從高到低的等級，而且是只有一個等級。不是嗎？進了大學不算數，要進了北大、清華才算真正成功。不是講好壞，而是要贏，不能輸。幼兒，是否健康成長不要緊，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讀者會說，西方社會不也是有等級嗎？對。然而，西方的等級，是在現實的需要、競爭中形成的。個人、機構，在開始的時候，都是平等的，等級不是結構性地預設的；而且等級的「梯子」可以有很多道，這裏爬不上，可以爬另外一道。
中國的「差距格局」，也許是孔子留下來的。是當時維持封建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在那個時代，也許是行之有效的；歷久不息，貫串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因此成為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深深地印烙在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上面，是絕對的差距競爭。
但是，文化價值觀是會變化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引進了市場機制，就出現了突破結構性等級的情形。以後有機會再討論。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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