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7年2月19日，是中國老一代領導人鄧小平逝世20周年的紀念日。鄭永年教授認為，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遺產的最重要標準。鄧小平的遺產之所以有持久影響力，就是因為他為執政黨留下了一套制度。比如，領導幹部任期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體制、幹部任用制度、基層治理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鄧小平時代確立起來的。
制度比人更可靠
就制度建設而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出台的改革文件，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具有方向性的。無論就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政治上的法治建設，兩個文件不僅明確了制度發展的方向，也勾畫出制度建設的具體輪廓。但一到執行領域，情況並不令人滿意，而且在有些領域似乎正在失去方向。
很多年來，中國各級政府習慣於抓工程建設、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意識形態工作，而對制度建設缺少經驗。對一些黨政官員來說，衡量他們成績的，是諸如GDP增長那樣可以加以量化的指標，而非制度建設。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也一直沒有確立以制度建設來衡量進步的標準。這或許是因為制度建設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到結果，不能以急功近利方式來進行。一些黨政幹部因此對制度建設沒有多大的積極性。
實際上，制度是人類文明的積累。對任何國家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制度建設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進步必須以制度的進步來衡量。儘管制度是人確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從歷史上看，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遺產的最重要標準。制度化因此也是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界的永恆課題。
制度建設永遠不會終結，包括民主制度。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言，美國制度高度制度化，甚至是過度制度化，導致沒有伸縮性。但其實不然，制度很容易遭人忽視甚至破壞。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福山不再持這樣的觀點，他甚至認為美國的制度正在失敗或已經失敗。
特朗普基本上把整個建制擱在一邊，自己搞一套制度來運作。其後果正在顯現出來，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再者，如果類似於特朗普那樣的黑天鵝，飛進一個制度化不高或沒有制度的國家，那麼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福山也曾經拿中國和美國作比較，認為如果說美國過度制度化，那麼中國制度化則遠遠不足。制度化不足也一直是西方擔憂中國的不確定性的主要根源。但實踐上並非如此，正是被西方視為具有最大不確定性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呈現出高度的確定性，而中國所具有的這種確定性，是以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建設作保障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主要的進步是制度上的進步。西方說中國制度建設低水平，不確定性高。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方人對中國制度進步的認識不足，也是因為中國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國本身也忽視了以制度建設來衡量國家的進步。
自從中國近代傳統王朝國家被西方一而再、再而三打敗之後，中國的數代精英一直在尋找適合中國現實的制度建設。從晚清到孫中山再到國民黨，其間因為內外部因素，制度建設經歷了諸多失敗。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才開始了沒有外力干預的內部制度建設。
鄧小平時代的制度進步
毛澤東一代的政治功勞，不僅僅在於他們統一了國家，更是確立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構架。今天中國運作的政治體制是毛澤東一代確立起來的。毛澤東的功勞是制度建設，而不是今天左派或極左派所說的，諸如「階級鬥爭」「文革」「取消市場經濟」「消滅資產階級」等。
這些作為理想，毛澤東努力追求過，但沒有在當時得到好的結果，也沒有留下好的遺產。或者說，毛澤東思想中那些被左派追捧的部分，從來就沒有在實踐過程中實現過，而只是作為理想而存在。因此，只有到了困難時期，人們才會去懷念毛澤東；形勢一好，人們（不管左派還是右派）就忘了他。
鄧小平時代的制度進步尤其顯著。毛澤東時代，各種社會政治運動對毛澤東自己確立起來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和破壞。鄧小平一代經歷了那個動蕩的時代，因此把制度建設置於頭等重要的位置。修改憲法、法制建設、領導幹部任期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體制、幹部任用制度、基層治理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鄧小平時代確立起來的。
這也是鄧小平的遺產持久影響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現在為止，人們可以討論如何進一步改革或改進這些制度，但沒有人可以輕易否定和取消這些制度。這些制度一旦被黨政官員和大眾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能力。
鄧小平之後，1990年代，中國在制度建設上又有很大的進步。為了加入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中國實行了「接軌」政策，即通過改革自身的制度，在制度層面和國際標準接軌。進步尤其表現在經濟方面，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構架，就是這個時期所確立的。同時，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力主的「法治」寫入黨和政府的文件，並把「法治」確立為政治制度建設的目標。
就經濟發展而言，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成就很大。在這期間，中國的GDP翻了一倍。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前一個時期制度建設的紅利。同時，胡溫時代也繼續進行前一個時期已經開始的制度建設。不過，這個時期最具有意義的制度建設發生在社會領域。這是必然。1990年代主要議程是經濟發展，社會領域不僅建設不足，而且遭到很大的破壞。
社會體制建設和社會政策是胡溫時期開始的，包括普惠性的低保、社會保障等。不過，在政治方面，這個時期制度建設不足。法治建設不僅沒有進步，反而被新出現的「維穩系統」的陰影所籠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發生後，政府更是把精力投入到對付危機，而非制度改革。如果沒有「維穩系統」的出現和2008年金融危機這兩件事情，這會是個非常令人懷念的時代。
對制度建設的規劃，中共十八大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十八大之後高層所提出的「四個全面」，即「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除了第一個「全面」是關於經濟發展之外，都是關乎制度建設的。
1980年代中期，中共曾經設想全面的改革計劃，協調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但1989年之後，改革不再具有全面性，而是有重點的局部突破。也就是說，十八大之前的諸多制度改革大都是局部和零星的，沒有系統性。
正如「四個全面」所示，十八大以來改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全面」，「全面」就是「系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細化，四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可以說是系統的政治改革計劃（儘管沒有使用政治改革的概念），而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兩個文件，則是對執政黨本身的系統改革計劃。
紀念鄧小平 2-1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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