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百年 探索啟蒙運動

漫長的歷史進程，是人類成功和失敗經驗的積累。這些經驗是後人應珍視的「參照」或「提示」，這恰如儒家經典《荀子．成相》言：「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

「五四」這場思想啟蒙，是知識、自由和科學、民主的啟迪，以減少愚昧（蒙昧）之弊。

本文探討啟蒙與思潮的激盪，要點是：「五四」的內涵，啟蒙背後的思潮傳播特別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興起，百家爭鳴的文化格局，相對比較自由的時代：民國前期（1912—1928）。

五四窄廣義 內容有差異

窄義的「五四」，是指上街遊行的學生運動（1919年5、6月）。

學生的遊行示威，被稱為反帝愛國運動，發生於1919年5月4日。其後，有各地的學生遊行、罷課和社會各階層的罷市、罷工，持續一個多月。6月28日，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簽字，「五四」學生運動結束。

廣義的「五四」，除學生運動之外，尚包括開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1915—1919）。運動旨在清理舊禮教，提倡白話文和創作新文學，建構新文化、社會改良的秩序文化。

有人認為，起始年代應上溯至清末戊戌變法（戊戌維新）的1898年前後。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1879—1942）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為《新青年》，1926停刊），提倡科學（Science，音譯賽因斯，簡稱賽先生）、民主（Democracy，德莫克拉西，德先生），並沿和平之路改良社會。這種理念引起社會共鳴，推動了新文化運動。

「五四」學生遊行雖以救亡為主調，但亦受賽先生、德先生的感召。

《新青年》高舉思想啟蒙大旗，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標誌。

五四主將群 可粗分四類

廣義「五四」的重要人物，或可粗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表2，1—8），對整體運動影響力大的人物，或參與程度強、大力救助學生者。

在第一類中，影響力最大的領軍者，是蔡元培（1868—1940）、陳獨秀、胡適（1891—1962），都曾留學外國。蔡為北大的校長、陳是人文科長（後稱為人文學院院長），胡是教授。

在第一類，還有李大釗、章士釗、高一涵、朱家驊、張申府。李大釗最熱心介紹馬克思主義、俄國10月革命，他和張申府後來是中共骨幹（張是周恩來入黨介紹人）；朱傾向於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後來成為國民黨要員。

第二類，政界名人、「五四」期間參與巴黎和會外交談判者、從事國民外交者（表2，9—16）。

第三類，參與新文學運動、有文學作品發表並建立知名度的文人（表2，17—20）。

第四類，是「五四」學生遊行的學生領袖，被稱為活躍人物的有：傅斯年（遊行總指揮）、羅家倫、段錫朋、方豪、毛子水、易君左和張國燾、許德珩等。

大都是北大或清華的學生。其中，張國燾後來成為中共骨幹，許德珩是親共者，其餘傾向於自由、民主，「五四」後多出國留學，後在大學成為名教授。

第一個內涵 啟蒙去愚昧

「五四」的第一個內涵，是啟蒙或曰啟蒙運動。標誌性的理念，就是科學和民主。

在《青年雜誌》創刊號，陳獨秀的〈敬告青年〉，提出對年輕人的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他強調：「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對於科學，我的解讀是：吸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建立科學思考精神，消除蒙昧、脫離實際之弊。

在科學思維之下，了解社會事物、尊重事實、探索社會治理，提升國民素質，培育全社會的科學思考精神。精神的培植，是面對清王朝的專制沉渣、民眾的蒙昧和僵化教條的束縛。

從社會發展的歷史考察，科學、民主的根基在於自由和法治。

沒有社會的自由制度，沒有個人「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保障自由、人權和約束公權、司法獨立的法治，不會有真正的科學、民主，更不會有真正的文明社會。

影響「五四」的名人，闡述科學、民主和新文化時，大都論及社會和個人的自由，也不吝於人道主義的弘揚。

第二個內涵 學生大遊行

第二個內涵，是學生反帝、愛國、救亡運動。

5月4日的遊行，打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旗號，提出一系列救亡訴求：打倒賣國賊，還我山東權益，廢除列強特權，抵制日本「21條」，在巴黎和會拒絕簽字。參加遊行的13間大專學校學生，超過3000人，後增至4000人。

「五四」有一些偏激的口號和行為，前者如高喊「打倒孔家店」和「廢除漢字」；後者如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駐日公使），這類言行不算多。在廣義的「五四」中，主流是理性表達和討論。

第三個內涵  新文化運動

第三個內涵，是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傳播載體，是《甲寅雜誌》、《科學》雜誌和《新青年》（青年雜誌），分別鼓吹憲政民主、科學、科學和民主及自由。前2個雜誌創刊於1914年，分別由留日的章士釗、留美團體「中國科學社」主辦。《甲寅雜誌》創刊於東京，1917年1月改在北京出版。

近代史專家郭廷以稱，《甲寅雜誌》「是新文化運動的先河」，《新青年》則是「主流或急鋒」（註1）。《新青年》1919年1月的編委是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胡適（註2），負責輪流編雜誌。

對於主辦《新青年》的陳獨秀，中山大學（廣州）歷史系退休教授袁偉時有精到的分析，稱他是啟蒙思想家，「發動了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新文化運動」（註3）。

對於文學變革、倡導新文學，影響特別大的是兩篇文章，一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二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分別刊於《新青年》1917年1月、2月。

新文化運動的一方面，是提倡白話文，並推動以白話文為載體的新文學創作。

「五四」後，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等）和文學期刊如雨後春筍。

另方面，關於個人自由權的弘揚。論者反傳統舊禮教不合理束縛的主張，男女平等就學、就業的提倡，激發對個人自主權的醒悟，對舊禮教的鞭韃，以胡適的個性解放說、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1918發表）最引人關注。

參與「五四」程度強者，中、西學根基大都甚深。他們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尋求理性改良社會之路，對傳統文化並非全盤否定，亦很少人傾向於全盤西化。蔡元培宣揚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他們的願景，是尊重科學，遏制愚民舉措；尊重人權、個人的獨立自主和自由；了解各國實情，建立全球視野，不要閉關鎖國；保留傳統文化、道德的精華，去除糟粕，要去除的是壓抑人性的某些道德戒律（如寡婦守節）、男女不平等。

有紅朝的「五四」論者，誇大「打倒孔家店」和火燒趙家樓，並聯結到毛文革（1966—1976）的紅衛兵運動。就史論史，「五四」的某些偏激言行，不是紅衛兵「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歷史源頭。

主調是改良 學界大爭鳴

第四個內涵，是思潮傳播和激盪、百家爭鳴的格局。

科學、民主被稱為「五四」精神，這種精神和新文化運動催生了思潮的傳播。

蔡元培、胡適是社會改良主義者，偏好自由、民主。

陳獨秀在鼓吹科學、民主時，也弘揚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另方面，他又宣揚社會主義，一些學者稱他是雙面人（註4）。

在「五四」思潮中，有人弘揚個人主義、排拒集體主義或極權主義者，也引起不少的共鳴。

個人主義向來被誤解為損人利己的極端自私觀念，但真正的個人主義是維護個人自由、權益，亦包容他人和群體。在後人探索「五四」思潮的著作中，南來文化人、著名作家徐訏對個人主義內涵的論述，尤有參考價值（註5）。

自由主義引起的共鳴，對社會的震盪很大。對此我的詮釋是：

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理念下，人是獨立的個體，追求「個性解放」；在良法的框架之下，個人的自由權、尊嚴應獲保障，個人有獨立思考的空間，不能強制於極端的集體主義，服從政治權要的「集中統一」。

在民國前期 自由度最高

思潮的傳播很廣泛。法國蒲魯東（Proudhon, 1809—1865）、俄國巴枯寧（1814—1876）和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無政府主義（法國稱anarchisme安那其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含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等，亦傳入中國。

思潮的自由傳播，形成百家爭鳴的文化格局。中西學、新學和舊學（國學）爭論甚多，文學的創作主張和流派亦多。

更具社會自由標誌的，是不同主義的政黨、政治社團紛紛成立。有1921年8月初（官方稱7月1日）成立的中共，還有國家主義青年團（1929年改名中國青年黨）、致公黨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超過30個、期刊70種以上。

思潮的傳播、百家爭鳴的格局，造就了民國前期最自由的時代。1949年後，「無產階級專政」成為「紅朝國策」；自由一去不復返，恰似風流雲散。

註釋：

註1：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1986），3版，頁489。

註2：《簡明中華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北京，1994），頁1017。

註3：袁偉時：〈從陳獨秀到顧準和李慎之〉

註4：同3。

註5：徐訏：《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文星（台北，1965），頁117。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