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OPP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規劃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對於廣東、香港和澳門而言，意義遠遠大於一帶一路。把它與一帶一路比較的理由，是兩者都是OPP。

什麼是OPP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強制通行點)

OPP來自法國科技社會學學者Michel Callon 1986年的一篇重要文章（注1）。文章闡述了他和另外幾位科技研究學者和社會學學者在研究科學技術的社會學時，建立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ANT) 。

ANT把人以及沒有主動意識的機器、設施等，都看成具有相同權重的行動者，OPP 通常出現在這些行動者一起形成網絡的初始階段。 OPP就像是一個漏斗的盡頭，它迫使讓所有相關的行動者為了某個項目、議題或者規劃等匯聚到了一起。

什麼事件可以成為OPP，取決於是不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經過了OPP，以後發生的事情都因此而改變了：為某個項目、議題、規劃或者解決某個問題的行動者們從此形成了特定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上，內部或者本土的（local）行動者們既相互關聯，每個本土行動者又被賦予一定的自主權與外部（global）的行動者們協商與溝通。 OPP出現在這些行動者形成網絡前期，是將以前沒有共識的東西翻譯(translation)成為一個大家可以溝通或認同的共同議題、一起尋求解決方案的特定承啟點。

我說大灣區是個OPP，就是說，大灣區不是有清晰邊界和政策內容的帽子，而是取代了大珠三角的一個說法(discourse)。以字面的解讀，粵港澳三個平級行政單元構造一個灣區，並以行政主導型體制的廣東牽頭。這不同於珠三角(不含港澳) 前面加個大字，因為大珠三角這個說法沒有明確的主導主體和行動者。更重要的是，這次是以國家政府工作報告的形式出現和確認，體現著一種國家層面的戰略考慮。

相信隨著會發生的，就像一帶一路那個OPP一樣，行動者主體自動自覺地將自己的項目、規劃或者行動匯聚在這個大灣區這個強制通行點。包括一些已有的行動方案，比如綠道規劃、水資源的區域管理、港澳企業的國民待遇等。筆者以為，這的確可以化解目前不少本區域存在的問題，比如香港政府過於保守和缺少主動，又比如廣東省缺少非政府機構（NGO）對政府和市場行為的製衡。因此，我很期待粵港澳大灣區在既有的一國兩制情況下演進出新局面。

那麼，作為一個研究區域和城市對外交通運輸的學者，我有什麼可以匯聚到這個OPP的東西呢？有一個，叫做：粵港澳貿易都市群。核心是進一步國際化。

粵港澳貿易都市群發展背景

40年的改革開放，35年的特區建設，20年的港澳回歸粵港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融合與發達：每天有超過70萬人次，跨境進出香港到澳門和廣東；而以常住人口計算，灣區的年人均收入已經進入發達地區的水平。

但是，我們仍然感覺，這個灣區仍然是嚴重分割和有巨大區域差異的區域。這種真實的感覺首先來自社會/政治制度和邊界管制：港人辦理一個回鄉證，就可以隨時回到祖國大陸，而廣東人去香港還有種種不便。我們的感覺還來自長期不同製度下形成的文化習慣和處事方式：內地一般民眾對官員的威權直接看成權威的居多，而港澳百姓對官員的態度更接近西方——他們不過就是打政府工的打工仔。這背後體現的不僅僅是文化，更是對內地大政府體制的正確認知。

我看不到社會制度和政府角色這兩大差別在未來10年內會有什麼改變，雖然邊界兩邊的房價和薪金水平會繼續接近。那麼，在這兩點不改變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做什麼，讓整個灣區一起提高，並是健康的提高呢？

我的答案是：進一步國際化，全方位的改善本灣區與外部的交流，並實現交流過程的健康。

本貿易都市群交流特徵

過去20年，粵港澳灣區變成了世界物流進出量最大的地區。世界集裝箱吞吐量前15名的大港，我們有三個，還有一個世界航空貨運量第一的空港，加上一個很少人注意的吞吐量已經上億噸、為石化產業鏈服務的珠海高欄港。這些流量其實就是本區域經濟成長的一個側寫：我們曾依賴大進大出式的外向經濟，收益於製造業和流通業。

本地區為了對外交流建起了世界最大的港口群和五個機場。而香港、深圳、廣州的機場這三個行動者竟然都在擴建中!

那麼，在未來的20年，我們還可以依靠這個模式繼續從與世界的交流中獲益嗎？我的答案是：必須的。一旦停止這種交流，這個近6000萬人口的城市化地區就完蛋了– 我們靠的是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養活著自己。但未來的交流內容或有很大不同。

未來交流的新內容和新特徵

• 更多的消費型流通

包括深度旅遊、文化藝術交流、教育學術交流、體育交流等；

• 更多的質量型流通

有品質認證、可溯源的商品貿易以及非貿易物品的流通(跨境電商)；

• 更多元的渠道

從實體體驗到網店和手機網紅，讓不熟悉的國際品牌與本地消費者見面；

• 更多元的市場

更多來自南亞、東南亞、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需求和供應鏈。

就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它將從一個世界級的生產中心變為世界級生產中心+世界級消費中心。從流通意義上，就是全球生產網絡(GPN)（注2）與全球消費網絡(GCN)（注3）的疊加：

就全球生產網絡而言，本地區有大量的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如和黃、華為、招商局）和子公司（如富士康、寶潔）；

就全球消費網絡而言，這裡有很多世界級速遞公司的亞太區樞紐（如在廣州的聯邦快遞、在香港的DHL和在深圳的順豐和UPS）。

每個門戶城市都是一個行動者。一國兩制不變，雖然造成要素流通上的不對稱，卻給多個門戶用自己的優勢分別覆蓋不同的流通要求帶來了機遇：

• 成本優先型供應鏈

例如廣州南沙港的貨運，珠海機場的客運；

• 品質優先型供應鍊和消費渠道

例如香港空港；

• 可能存在進口優先型門戶

例如廣州南沙B2B2C的保稅備倉模式；

• 出口優先型的門戶

例如香港B2C的空郵小包模式。

讓整個灣區生產更好的產品，消費更好的產品，並以更環保和更高效的方式與世界交流，這會是未來本區合作的重要方向。

結語：國際化是品質灣區的推手

對外交流，會客觀地要求我們進一步國際化。國際化的含義，是要求我們用更高的標准進行交流，而這恰恰是我們大灣區品質提升的最主要推手。

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社會制度求同、政治意識形態求同，都是責備求全和不切實際。但邊界兩側形成共識，共同推進整個灣區向前，又是必須的。根據行動者網絡理論，一旦OPP形成，還需要各個行動者對此有興趣，並不斷參與和實幹（perform），在有形的（Material,比如基礎設施）和符號意義上的（semiotic, 比如各種論壇和策劃）兩方面推動灣區前行。我在這裡提出通過國際化作為推手，形成品質灣區，在產品製造、信息與物流、金融服務、環境保護、市民生活與消費等方面全面強調提升品質，就是拋磚引玉，希望更多有識之士借大灣區這個OPP，打開各種渠道，尋找各種路徑，踏出一片區域合作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