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是載體不是洪水猛獸

簡體字用了也幾十年了，用這些文字印刷的學術研究資料不知有多少，難道一見到就要排拒？

封面圖片：香港大學校徽，攝於該校。（灼見名家傳媒）

報載，有香港大學學生發現，該校文學院中文課程以簡體字授課，因而透過學生會向校方投訴。課程詳列編號、名稱（古代文學評論）與教授姓名，並指課程簡報、講義均用簡體中文字，以普通話授課，大有「人贓並獲」之概。有學生更形容學院某科棄繁取簡，「有辱先祖」，為學習中文的最壞示範。

單從這例子來看，真的很難理解，現在某些大學生為何會變得這樣淺薄和偏狹了。學科教授來自北大，當然以普通話授課。也正是來自國內，教學資料用上簡體字，也是很自然的事。如果這就要批評，恐怕一些外國學者，在香港土地的大學上用英語授課，提供英語教學資料和參考書目，以英文表述作考核依據，就一通「有辱先祖」，要揭發、投訴、杯葛等，才屬正常行為？

簡體字用了也幾十年了，用這些文字印刷的學術研究資料不知有多少，難道一見到就要排拒？從事學術研究，或簡單到一些學問資料的探求，不要說本國文字，即使是用外文的，如果可能，也都儘量去了解索求，希望能啟發所學，擴充視野。有繁體字基礎的，認識簡體字，是一很簡單過程。有用的書籍文獻，簡體字書提供的是寶藏、智庫，如果視而不見，是為學問製造障礙，無益知識發展。當然現在的學生抗拒簡體字，是加了一重政治的因素。但政治與學術根本是兩回事，如果當中如何分別也搞不清，也枉為大學生了。

關注點應是為何要聘用北大學者?

文字的簡化過程，或者簡化的成果而造就的簡體字，是否適當與在運用時會否產生混亂，是一個學術課題，有心人應多從中鑽研，或者找出更理想的表述方式。即使在思考過程中仍確證自己喜歡繁體，不喜歡簡體，也沒所謂，但就不應把它看成一種運動來加以排擠。你一方面很重視言論自由，也很重視學術自由，但就對一些表達言論、學術自由的選項深痛惡絶，本身就是很難理解的事。

說回上面所提到的學科，主要是講授中國古代文學評論基礎，介紹《文心雕龍》、《詩品》等中國文學評論書籍等。這類學科題材和學術內容，是中國語言文學科中的一個重要領域，過去學者從事研究，中共建國前後都有不少重要著作面世。像主講者提供的參考書目，羅根澤和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分別在1957和1961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版，都是繁體字排印本。如果以字體來定好惡，恐怕主張簡體者應無視這些研究成果了，這又是不是應有的取向？

我個人習慣看繁體字、喜歡繁體字。特別是古典原著，像上文所提到的《文心雕龍》、《詩品》等，可以說是「非繁體字書不敢觀」，但就不會「非繁體字論著不敢存」了。我也不贊同在條件未許可或沒有實際需要前貿然以簡代繁，但就不會把簡體字視為淹浸、侵凌香港的洪水猛獸。探討繁簡之爭，是否應取一學術角度而非政治角度，會來得自然和理性一些？

我較為關注的，卻不是某些學科某些學者用繁體或簡體來傳遞訊息。我反倒覺得奇怪，一個類似「古代文學評論」這樣普及的學科，所研究（或只是認知吧）的是《文心雕龍》、《詩品》這類中國文學批評的經典著述，為何需要禮聘北大學者來講授，而非就地取材，在中文學院中找出一兩個有說服力的，也有堅實學術研究成果的教授講師來擔當課堂？是沒本地人才，還是人才倒還有的，只是要藉外聘以廣學術交流？多了解這些底蘊，爭取發展、提升學院的學科水平，是否較些無聊的繁簡之爭來得有意思？

鄭楚雄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從事多年文教工作，長期為報章撰寫政治、文化、教育等評論，亦從事書法創作。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版過多種教材。作品有《困學集》、《過渡期香港政論文輯》、《在教改的前沿上》、《教場觀隅錄》、《那年那月，教育大事件》、《教學論爭，記錄在案》、《你不可不知的中國文化40問》、《你不可不知的文學的人生啟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