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選舉將於周日（８日）舉行，李家超當選固然已無懸念，但最大的懸念反而是李家超政府如何區別於前任林鄭月娥政府。從李家超宣布參選以來，他反覆強調提升政府的執行力，須加強統籌、簡化程序、「以結果為目標」──如此施政便能夠提速提量提效，實現「用行動爭取信任， 用結果收窄分歧」，達至「同為香港開新篇」，實際上將矛頭指向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及其背後的公務員團隊。
在這大背景下，現在香港如同劉備治下的徐州；而中央將李家超升任特首的部署，則有如劉備留張飛守下邳。
劉備治理徐州徹底失敗
熟悉《三國演義》的讀者們，都知道陶謙三讓徐州、請劉備接管徐州的故事，暗示劉備這個仁主比陶謙更有資格治理徐州。但歷史讓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陶謙時代的徐州，至少在曹操血洗徐州前，「戶口百萬、步騎十萬、 穀米豐贍」（當然有誇大成分）。可是陶謙讓徐州給劉備之後，不到兩年的光景，徐州已亂成一團，士民流離失所，紛紛到外地避難，劉備被袁術、呂布輪番蹂躪，最後徐州土崩瓦解。劉備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得歸順曹操。
事實上，陶謙留給劉備的徐州是個爛攤子，內部矛盾重重，外部強敵環伺。如要治理好徐州，必須先統御好兩大集團──丹楊兵與徐州豪族。丹楊兵是漢末三國時期的精銳地方部隊， 其兵源來自於揚州丹楊郡境內，因而得名。陶謙是丹楊人，他以丹楊出身的曹豹、許耽兩中郎將為統帥， 統率丹楊兵這支武裝精銳。
此外， 徐州集團的另一核心為徐州豪族及士族，代表徐州本土勢力的利益， 如糜竺和陳登等。劉備抵達徐州後， 陶謙先把丹楊兵4000人交給劉備，後來陶謙病死，奉陶謙遺命，先有豪強代表糜竺的率眾奉迎，後有士族代表陳登的勸進，迎接劉備入主徐州。
須統御好兩大集團
以上這些與香港又有什麼關係呢？與劉備一樣，中共以「外來人」 身分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香港，它必須統御好兩大集團──公務員與資本家/財團，他們正是香港的「丹楊兵」與「豪族」。 北京了解到它只能一步一步在香港站穩陣腳，因而才有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設計。不過回歸後，香港的「豪族」與糜竺一樣，很快和相對容易地便被北京所收伏，但公務員畢竟是英國系統的產物，與北京自然是格格不入，令矛盾日漸積累。
劉備留張飛守下邳
劉備上台後，將軍政大權收歸己有，與丹楊派的矛盾日益尖銳。這與反修例風波爆發後的情况相似：北京需要絕對控制香港，認為公務員陽奉陰違，令其意志無法在香港得到伸張，並逐漸視公務員為一種障礙。正在這時，徐州的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呂布被曹操擊敗趕到了徐州；到達後，計劃奪取徐州。而此時一直對徐州虎視眈眈的袁術又派兵攻打徐州，劉備親率主力迎擊，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這就是張飛守下邳的背景。
劉備與丹楊派本來就有矛盾，而張飛留守下邳，又與統率丹楊兵的下邳相曹豹不和內鬥，於是呂布與曹豹勾結， 裏應外合襲取徐州。張飛最後殺死了曹豹，引起丹楊兵叛變，中郎將許耽引呂布入城，張飛於混亂中不敵敗走，下邳（徐州）落入呂布手中。
無險可守卻任由矛盾激化
這裏筆者不是說公務員將會叛變，而是想藉徐州的事例來說明，如要治理好一個地方，必須統合好當地的利益集團，平衡各界利益，後來就連強大的曹魏，對待青、徐地區的豪強，也是大致上採取委任的形式。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上任後100日內，為指定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PI），藉以整頓公務員，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任由張飛與曹豹之間的矛盾激化。
最後會否導致更大的危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務員不力，需要大力整頓，已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至少對外論述是如此。無論是否屬實，北京已將管治失敗歸咎於公務員，使之成為「官方事實」的一部分， 並以此調整方針，此後再難以改寫。
香港與徐州一樣是兵家必爭之地──既是四戰之地卻無險可守， 需要的是治理和重新團結大部分人，而非搞針對、搞內鬥，才足以內釋矛盾、反制外敵，收拾英國人留下的殘局。但北京現在卻以為這是長坂橋，單靠張飛一夫當關、大喝一聲便可嚇退曹軍，實在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事實上，莫說是張飛，後來就連關羽都守不住下邳。雖說張飛粗中有細，並非有勇無謀，但恐怕仍難以擔此大任。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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