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決議提文革確認教訓極慘痛|丁望

毛的大躍進（1958-1960）、人民公社和文革（1966-1976），是錯誤的；「10年內亂」是一場「災難」，為1949年後「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為其慘痛」。這是「第三決議」評價毛提到的事。

「第三決議」題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由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於11月17日在《人民日報》全文刊出。

其要點，是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以來「新時代」的政績、「新時代思想」的指導作用，以大量篇幅宣揚「四個偉大」（偉大鬥爭、偉大事業、偉大工程、偉大夢想）。

中共八大（1956年9月）以後的錯誤，只是一小段的述評，約300多字，在全文3萬多字中佔的比例甚小。

毛歷史評價 40年有差異

「第三決議」與「第二決議」、「第一決議」，有政治親緣關係。毛思想的歷史地位都獲肯定，但對中共黨史的宏觀敘事、核心人物的評價，有較大的差異。

「第一決議」為中共六屆七中全會（1945年4月）的產物，題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題為毛領導革命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毛思想的指導地位及其影響。它為稍後的七大鋪路，七大是正式確立毛領袖地位、毛思想指導權威的「全大」^[1]。

「第二決議」題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由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通過。其主題，是對「建國前」28年（1921-1949）和「建國」32年（1949-1981）的歷史總結，偏重對毛的全面評價，特別是中共八大後的前10年（1956-1966）、後10年（1966-1976）「左傾錯誤」的批判，也肯定中共中央的成功經驗。

在中共黨史中，「第二決議」首次全面批毛的「左傾錯誤」，特別着力批判文革的左折騰和毛的「領導作風」。

四千人大會重墨於批毛

「第二決議」由小平、耀邦主導起草，是非常慎重的「評價工程」。說它「非常慎重」，本欄的解讀是：

一、起草的時間長達1年3個月（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經過中共高層充分討論和草稿的修改。小平為決議的起草發表了17次「重要談話」^[2]，第一代的劍英、陳雲等，均參與定稿。

二、十一屆六中全會前，由耀邦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俗稱四千人大會），充分討論中共的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毛和文革的評價；在四千人大會前，先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的「十一講話」（1979），初步批判文革的決策錯誤和社會浩劫^[3]。

「第二決議」有一個特點：沒有特別頌揚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四千人大會」是中共高幹的「大鳴大放」聚會，被稱為文革後唯一的一次真正「黨內民主」大會。據法學家郭道暉的回憶錄，與會者的發言，多涉及文革的浩劫、毛的家長式專橫，有人提到毛的「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說他「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

第二個決議批個人專斷

「第二決議」以一大段的篇幅（約9000字），總結「文化大革命的10年」，稱毛犯了「左傾錯誤」。

其論點的邏輯性很強。首先，是對文革的「定位」，它認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其次，是發動文革的「理論」脫離實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左傾錯誤論點」，以此發動文革，「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脫離了廣大群眾」。

再次，批判「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聯結到毛的個人崇拜、個人專斷及領導體制的弊端。

「第二決議」觸動極度集權的家長制一言堂^[4]：

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集體領導原則……受到削弱以至破壞。

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

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毛時代標誌林彪說軸心

所謂狂熱，有二個「時代標誌」。

一是天天喊「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喊完「四個偉大」還再加「神話」：「萬歲，萬歲，萬萬歲」^[5]。

標誌之二，是廣為流傳的「林彪副統帥名言」：「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理解的要堅決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第三決議」的重點，是對「新時代」的歷史（9年）評價，對於文革的話題寫得很少。這是很自然的事。

略提大躍進不走公社路

值得關注的是，它提到文革之前的大躍進、公社運動之錯誤，還提到大躍進前的「反右」（1957）「嚴重擴大化」。這樣簡短的述評，傳遞的政治訊息是不會為文革翻案，也不會走回頭路再來公社運動、撤消農村的包產到戶。

「第三決議」與「第二決議」的相關差異，在於前者只說毛的「錯誤」，而不稱「左傾錯誤」；更不提毛的個人崇拜、個人專斷和過分集權之弊。

對於毛思想，「第三決議」稱它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第二決議」則肯定毛歷史地位，也批判不斷鼓吹階級鬥爭之失。其失在於鬥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再揪鬥黨內走資派。

註：

《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瀋陽出版社，1991），230、231頁。
中共新聞網，2011.7.19。
六中評價新舵手十一講話說文革
紅旗雜誌1981年7月1日第13期13、16頁。
913事件50周年林彪逃亡仍是謎

本文原題〈第三決議確認文革教訓慘痛〉，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