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後反思：政局現況與因由

 

環顧西方民主國家，從美國的特朗普，以至法國的瑪琳勒龐，均以民怨作為後盾，可見人民若無法在政治主流中找到代言人，自會另覓發聲途徑。各地民憤其實不無道理，皆因普羅大眾未能受惠於全球化、移民潮和自由市場經濟。

 

 

始於1980年的全球化趨勢，雖令各地大部份人生活較前富足，但亦有不少人未能從中受惠。【圖】中所見的「大象下跪」曲線走向，正好說明問題所在；垂直軸代表環球收入於1988至2008年的累計增長率，水平軸則代表世界人口的收入分佈百份位數，從圖中曲線可見20年來，全球人口在環球收入分佈中各個百份位數的增減。

 

 

數據顯示，處於收入分佈第35至第70百份位數以及第99百份位數的人口，其累計收入增長率均超出60%，後者多屬世界高技術精英之類，聚居於以美國為首的較發達國家；前者則多屬新興經濟體居民，其中有不少來自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

 

同期損失最大的一群，是處於第80至第90百份位數組別的人口，多屬發達國家的中下階層，亦有不少來自人口最多的發達國—美國，該國恰巧同時包含最大比例的贏家與輸家；經濟全球化正是不少國家出現經濟鴻溝的一大根源，但這並非唯一原因。

 

雖然中國貿易對美國消費者大為有利，長遠而言，亦料將提升美國人的整體收入，但期間的調整過程，卻令美國較低技術人口失業，或難以重覓堪與前職相比的好差事。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David Autor 的研究發現，1990至2007年期間，美國製造業就業跌幅有44% 乃受中國出口業影響所致，從美國國會投票結果亦可見，同期受外貿衝擊最嚴重的州份，在政治上向極左或極右傾斜之勢也最為明顯。換言之，中國貿易對美國部份地區的政治生態已造成兩極化的影響。

 

擁護全球化的論者（包括我自己在內）以往未能參透的，在於全球化所產生的經濟後果來勢固然迅速，但各地政府及社會對減輕社經失衡的應對卻極之遲鈍，意識形態上的盲點、或但求保衛特權利益的頑固立場固然牽涉其中，不過並非核心原因。雖然箇中不少蒙受損失者都將之視為罪魁禍首。

 

 

全球化趨勢對香港造成的衝擊尤為顯著，從中獲益或損失慘重者均大有人在，近20年來，本地的入息中位數大致上停滯不前。1979年底適逢中國實行對外開放，香港在席捲各地的全球化海嘯中首當其衝，大批由於跨境婚姻或家庭團聚的非技術新移民湧入，，對香港產生的社經衝擊尤為嚴重。

 

1976至2011年期間，來港移民估計為數180萬，主要來自中國內地，移民約佔2011年香港總人口四份之一；1991至2011年20年間來港的移民數目為100萬，約佔2011年香港總人口七份之一。

 

至於近期全民表決「脫歐」的英國，自1993至2014年，外來移民佔該國總人口比率由7% 增至13.1%；1990至2014年期間，美國的外來移民佔總人口比率則由7.9% 升上13.3%，兩者均遠少於香港。

 

低技術新移民大批流入香港，只能產生單一結果：不均現象每況愈下。在低薪工種工資受壓的同時，高薪工作的待遇卻每見提高。1990年代末，隨着九七政權移交臨近，30萬人才外流，以致本地高收入一群頓減，不均現象更變本加厲。

 

在中國對外開放與全球化影響之下，香港不均現象於近30年逐漸惡化，幸好香港的人口增長緩慢，勞工市場供應持續緊絀，失業率一直偏低，與美國的就業情況不相同。

 

 

在經濟急劇轉變的大前提下，香港同時面對1997主權回歸的政局轉變。制定《基本法》的目的，在於維繫港人的信心，其中第五條更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開宗明義，「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一詞蘊含深義；若其用意在於維持原有的經濟制度（當然也暗示保留部份關鍵的經濟政策），則按理亦須維持此等經濟安排所須的一切政治安排。現時立法會中建制陣營的多數優勢，也當然是政治上的刻意安排，旨在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雖然這也許並非唯一目的，但此一目的肯定至關重要。

 

在九七新政治安排落實之年，偏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在政治與管治上對香港構成極大挑戰。以一美元兌7.8港元的聯繫匯率制到底應否保持？環顧亞洲地區，除中國以外，各國貨幣均告貶值（部份幅度更高達34%），以便在通縮環境中作出經濟調整；為求保持原有經濟安排的可信性，香港選擇我行我素。

 

結果，香港陷於自1929至193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全球各地前所未見的最嚴峻通縮考驗，能夠安然渡過如此難關，足見香港經濟制度韌性之高。話雖如此，歷經經濟浩劫，主權回歸六年之後，香港有50萬人以遊行方式反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當局毅然決定削減公務員薪酬6%，並對所有公營機構實行相關財政措施，貫徹「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審慎理財原則。現時英美以及歐盟各國圍繞財政緊縮是否合適的論爭，實為香港在千禧年代初期走過的舊路。

 

任何通過政制安排以保持原有經濟制度之舉，都免不了令原有利益集團的特權更加牢不可破；《基本法》受制於特殊利益集團的風險確實存在，但另一方面，則有望進一步放寬民主選舉，避免政治制度陷於僵化。然而香港政制改革至今只能寸進，今後進程更有停滯不前之勢，原因何在？

 

 

第一，民主派反對陣營一向善於利用群眾恐懼北京的心理。天安門事件之後，大批市民上街，表達對廣場上示威者的支持，既反映出對北京鎮壓異見的焦慮心態，亦令民主派反對陣營領導深明港人（尤其是中產階層）對北京的恐懼心理，實為爭取選票的致勝之道，對江澤民告誡雙方要安份守己（「河水不犯井水」）之語，置若罔聞。

 

第二，隨着本地經濟鴻溝日闊，民主派反對陣營的勢力愈見壯大。中產及中下階層收入停滯不前，左傾的社會及勞工政策備受歡迎，民主派反對陣營雖未能主宰左傾政治議程，但在草根階層及弱勢社群中則毫無疑問地取得政治勢力。

 

第三，北京牽涉本地內爭，令政治僵局更難以化解。建制派一直未能及時理解弱勢社群及草根階層所陷的經濟困厄。這些階層認為民主派反對陣營的左傾政治議程可能釀成長遠經濟惡果。其實雙方的分歧只屬本地內部政策上的矛盾，在《基本法》的框架中，彼此在政策上仍大有互諒互讓的餘地，應不難找到避免危及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適當平衡點。

 

對於反對陣營不停衝着其統治作風而來的攻擊，北京政府大感不悅，於是出現本地建制派與北京聯手對抗民主派反對陣營之局，遂難以在制度內尋求化解社會和經濟分歧之途。本地社經政策上的分岐，竟演變成香港與內地的政治敵對形勢。

 

本地建制派在應對民主反對陣營上未能建功，北京介入的程度日漸升級，及至建制派內部呈現裂痕，北京更要對民主反對陣營加強牽制，此發展導致重要社經政策難以獲得理性考慮與通過、種種問題更未能解決、經濟鴻溝持續擴大、市民不滿情緒高漲。

 

第四，民怨日深導致社會上政見激進化，甚至烏托邦思想冒現。制衡民主派反對陣營，畢竟並非解決社經問題之道，《基本法》規定只有特區政府可提出涉及開支的政策，但民主派反對陣營掌握否決法案之權，而毋須履行競選時所作的各樣承諾。

 

反對陣營無法就政治、經濟或社會議題兌現競選承諾，只會產生適得其反的後果，選民不滿、黨員因政治策略分岐而退黨，反對陣營內的一切政治分裂，進一步令政局淪於支離破碎、日形偏激。任何新政團的誕生，只會令情況更形惡化。

 

只要反對陣營獲選民支持而在議會中得勢，政策停滯與政治僵局就會延續下去。既然反對陣營政客無法兌現競選承諾，為何選民仍支持其重返議會？問題核心繫於市民害怕北京干預其生活方式、剝奪其自由的恐懼心理。

 

香港市民受制於雙重心理障礙。「民怨政治」（politics of anger）由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所引起；「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則是基於港人害怕北京會終止香港固有生活方式的焦慮。「恐懼政治」有礙尋求化解「民怨政治」之道，而兩者亦令政治陷於癱瘓狀態。

 

《基本法》得以被採纳，乃因香港對保持資本主義制度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可惜近數十年來，逐漸擴闊的經濟鴻溝一直未能縮窄，致令不少人趨向支持以左傾措施解決問題。

 

假使香港變為左傾平均主義社會，保持「一國兩制」的理念便蕩然無存，這既有違《基本法》第五條規定，而《基本法》亦將不合時宜。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將是一場災難，自由將會蕩然無存。

 

本月初立法會選舉的結果，雖在反對陣營與建制陣營中換了幾張新面孔，卻只是選舉前的狀況換湯不換藥，仍是政治僵局。一眾獲選議員，無疑均屬勇氣可嘉、滿懷信念、敢於承擔之輩，但能否真正代表民意，領導全港市民脫離黑暗時刻，抑或只會重蹈前任反對派覆轍，一味否決議案？政府當局又能否發揮領導作用，亦屬未知之數。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