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勤奮．競爭

前幾周論及教育中的文化因素，認為科舉是華人社會教育文化的關鍵源頭。列舉了科舉的一些特點：考試為本、讀書為上、不論出身、崇尚苦讀、相信後天、講究適應、外在驅動、揣摩上意、公私融合等。讀者也許還可以有其他的觀察。以下的觀察，講的是華人社會──兩岸四地與星、馬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但是大部分也適用於韓、日、越幾個「筷子社會」，不過為了論述方便，就集中探討華人社會。

以上是分析性地把科舉的特點分拆開來。現實中，科舉的影響是總體性的，是以上許多方面融化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這些方面是一個文化的許多側面，是互為因果的許多元素；而每一個側面都不是獨立的。比如說，因為不論出身，又有顯著的公、私獎賞，才有遍及性的社會上升慾望，驅動幾乎是全社會疲於但仍樂於參與考試。因為大家都理解考試的成敗，不論出身、不論先天，因此講究的是後天的勤奮與對上意的迎合。這種種元素，是不可分割的。

科舉影響 盤根錯節

對於後世（也就是今天）來說，科舉的影響之所以深遠，也是因為這許多元素盤根錯節，緊密地交織一起，渾成一體，因而難以從任何單一的角度去突破。

綜合起來，科舉造成一些深層的文化特點，但是也可以說，科舉文化受着更深層的民族文化的支撐和孵育；又或者說，科舉的影響與更加深層的文化相輔相成，難辨因果。

其中一個引起其他社會注目的，是「勤奮」。外國人往往留意東亞人的「工作狂」（workaholic），並非說其他文化的人就不勤奮，比如說，所謂「美國夢」，主要還是靠勤奮。「工作狂」的意思，是過分的勤奮，是不顧一切的勤奮。

幾乎在所有社會，勤奮都是美德，大概沒有一個社會會崇尚懶惰的，但是在東亞社會，勤奮是常規，要求每一個人都要非常勤奮；不勤奮是罪過，那不是每一個社會的意識。1970年代日本的戰後崛起，1980年代的「四小龍」奇兵突現，到最近30年中國的經濟猛進，人家都說是與這些民族的勤奮有關。

中國人也經常以勤奮而自豪。近年常有機會到外地，或則是專業活動，或則是私人旅遊，都經常會感到其他文化對勤奮的不同觀念，有時候是工作效率，有時候是生活節奏，有時候是服務風格，有時候是人員配備的眾寡，有時候是學校氣氛的鬆緊……等等，莫不感到在華人社會，勤奮，是非常突出的、與眾不同的文化、期望與假設，在國際競爭的大環境下，就佔了優勢。

就教育而言，勤奮文化直接影響教師和學生的生活。OECD關於教師與教學狀態調查（TELIS），華、韓、日地區的教師，工作時間遠遠超過其他地區，教師工作到晚飯以後才回家是平常事。教師的勤奮，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教師工作量超重，還有其他教師角色的因素，以後再論）。

勤奮文化 國際優勢

學校的生活，總是排得滿滿的，學生課後回家的生活，也因為家課而排得滿滿的，其潛在的理由，就是要學生不懶惰。古代是門生挑燈苦讀，現代的版本是連夜趕做家課，其中一個潛在的心態是，學生晚上也要勤奮；家長也希望學校有充實的家課，否則學生就會懶下來。學生學業成績不佳，在英、美，家長會詢問教師有何對策；傳統的華人學校就咬定一定是學生懶惰，不夠勤奮。

在香港，這種情形正在不斷轉變。不少小學開始研究和實施減少家課，或者為學生設計比較生動活潑的家庭學習活動；在中國內地，社會的呼聲和政府的政策，都是「減負」，即減輕學生負擔。然而，純粹的消極減輕，不能解決社會文化的「勤奮」期望。這裏面牽涉到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的鼓勵與保護、學生主動學習的空間創造等等。不削弱勤奮的文化傳統，而又能夠塑造主動學習的下一代，這也許是華人社會教育須要面對的莫大挑戰。

「勤奮」的背後是「競爭」。競爭，也是在華人社會支撐勤奮的重要因素。費孝通說的「差距格局」，也像中根千枝說的「縱社會」，由於開宗名義鼓勵社會流動，人人都被鼓勵往上爬升，因此「攀比」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每個人都像生活在一把扶梯上面，需要無止境地向上爬。

競爭意識 優劣互見

記得1980年代在荷蘭訪問許多學校，大開眼界的是，教育部門明令不准在學校生活中引入競爭，一班學生裏面，不准排名次，不准說一名學生在本班屬於較好還是較差；說只能讓學生與自己比，例如說學生自己進步還是退步，又或者說學生哪一個方面比其他方面強。筆者開始時覺得匪夷所思，因為我們的學校裏面，競爭意識無孔不入，但荷蘭當時提倡的觀念卻好像一面鏡子，看到了我們自己的文化特點。

我們的學校，不只是允許競爭，而且是提倡競爭、鼓勵競爭、擁抱競爭。到香港的學校，一進校門往往能看到擺滿獎盃、獎旗、獎狀的大型玻璃櫃，展示這所學校贏得的各式獎項，外國朋友來參觀，無不驚嘆；驚嘆的，不只是這所學校得獎之多，而是香港竟然有如此多的競賽。實際上，大多數學校都能展示大量的競賽成績。說明香港的確有很多很多的校際比賽，而且也是推動學校各項學習活動（尤其是課外活動）的重要平台。

如何對待競爭，也許是中華民族須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不過因為是文化，大家生活其中而不知不覺。香港的學校和教師，相對於其他的「筷子社會」，對於競爭是比較敏感的，他們都會說，競爭有良性有惡性。有些學校，校內的確是瀰漫着所謂惡性的競爭，同學之間，明爭暗鬥；學業成績、體育比賽、音樂表演，為了爭名銜、爭風頭、爭排位，可以鬧出許許多多不愉快的場面。不過這樣的學校，雖然出名，到底是極少數，筆者拿來說明問題而已；但是也有學校過分重視比賽，把得獎當成辦學成就，師生為參加競賽而疲於奔命。

這裏面，還有一個華人社會「表」與「裏」關係的問題。我們一定聽過許許多多古代科舉狀元的故事，講的都是如何苦讀，如何專研先賢學問，可有誰聽過有哪位狀元的論文又有什麼出色之處？絕無僅有！因為那是不重要的，名列金榜才是最重要的。

筆者沒有能耐進入古代「名、實」的討論，但是科舉重視的，是「功名」，是如何表達和表現自己，如何討得考官的歡心，概念上不是自己有多少「真材實料」。或者說，在科舉的情景下，「真材實料」就是引經據典，寫好文章，名列金榜，文章的內容是什麼？有什麼精采之處？有什麼出眾的學問？並非門生追求的，也並非考官期望的。

「功名」這兩個字，說明古代的門生追求的是名銜，而不是真正的學問。這與上周（〈科舉與教育文化〉）論及華人社會的學生主要靠外在驅動，是同意問題的不同側面。

這種情形，香港有不少學校已經努力改革，情況可喜。也許是香港是東西文化交滙的寶地，因此對於文化有關的元素，比較敏感而開放；而在「校本模式」之下，學校也較有空間各自作出改革，但要得到家長和社會的支援，還需要一段漫長的路。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