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主義加劇貧富懸殊？

推廣自由經濟思想之所以困難，是因為自由經濟的不少優點都是跟直覺相悖的。當今世上其中一個最大的迷思，就是認為支持福利主義的左派較能促進基層福祉、縮窄貧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場的右派則只顧經濟發展，漠視窮人死活。但事實又是否如此呢？

 

美國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反對政府進行財富再分配的人的平均慈善捐款，是支持政府再分配的人的四倍──儘管前者的平均收入比後者更低！由此可見右派未必不關心窮人。再者，比心中意圖更重要的是：左派和右派政策的實際效果是怎樣呢？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考證了經濟自由與貧富差距之間的關係。他不但指出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財富集中現象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嚴重；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愈自由、政府福利愈少的國家，貧富差距也是愈小，而非愈大。所以他說：“A society that puts equality before freedom will get neither.  A society that puts freedom before equality will get a high degree of both.” 一份歐洲中央銀行的最新實證研究（註），考察多個國家後也得出同樣的結論：當一個國家愈增加福利政策，其貧富差距便愈擴大。 

 

 

美國曾經是全世界經濟最自由的國家，立國後百多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扶貧政策，直至1960年代林登．詹遜總統（Lyndon Johnson）推行所謂「大社會」政策（Great Society），其福利主義方針才立竿見影，自此有增無減。讓我們看看這個號稱「反貧窮戰爭」（War on Poverty）的政策對貧窮率和財富分佈的實際效果：

 

 

 

從兩幅圖表可見，美國的貧窮率自二戰結束後穩定下降，但自從「反貧窮戰爭」開始，福利開支飆升，貧窮率卻停滯不下，而且貧富差距更開始攀升。（順帶一提，香港雖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但香港政府對土地的控制卻比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更深更廣，這也是造成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正如羅致光教授等學者指出，香港政府增加干預後，貧富懸殊更趨嚴重。）

 

 

除了比較同一時間的不同國家和比較同一國家的不同時間外，我們也可比較同一國家、同一時間的不同地方。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屬左右兩派。在2015年11月的共和黨總統初選辯論中，當主持人問最支持自由經濟的蘭德．保羅（Rand Paul），貧富懸殊問題值不值得關心，保羅答道：「當然值得關心。哪些地方的貧富懸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黨執政的城市、民主黨執政的州份、民主黨執政的國家。」保羅勇敢地說出西方左派傳媒極力迴避的尷尬事實，贏盡全場掌聲。

 

為甚麼愈多福利政策和政府干預，貧富懸殊似乎反而愈嚴重呢？讀者倘知道社會福利產生倚賴效果、製造長期貧窮，以及商業管制扼殺中小企生存空間，助長大財團壟斷等等，則不應對這個現象感到訝異。但這裏讓我談談較常被忽略的另外幾點。

 

基於奴隸制的歷史原因，美國黑人佔貧窮人口的較大比重，故可透過比較黑人和白人的處境，某程度上了解不同經濟階層的情況。很多人把黑人貧窮問題歸咎於奴隸歷史和種族歧視，但其實在1860年代解放黑奴和1960年代開展福利主義期間，黑人的生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雖然未至於跟白人並駕齊驅，但人均收入正逐步趕上。然而，福利主義的降臨，卻切斷了黑人繼續攀升的繩索，使他們墮入不見曙光的深淵。

 

佛利民曾說，如果你想知道窮人和富人用的哪些產品的質素最懸殊、窮人用的哪些產品的質素下降得最快，那恰恰就來自政府最積極干預的行業：醫療、房屋如是，教育亦然。上世紀初，美國政府對教育干預未深的時代，雖然黑人學生普遍只能就讀較廉價的學校，但他們的學業表現跟白人相去不遠，進入職場後亦有力競爭。然而，自從美國政府在20世紀下半葉大幅增加教育開支，教育日益公營化、官僚化，令中下階層的教育水平每況愈下，今日過半數黑人沒有高中學位。

 

 

令低技術人士雪上加霜的，是最低工資政策。很多人把最低工資想成一塊「地板」（floor），以為上調最低工資便能推高工人薪酬，但其實最低工資是一個「欄杆」（hurdle），是工人必須跳得過才能受聘的門檻。在美國尚未訂立最低工資的時代，低技術人士較易找到工作（黑人青年的失業率低於10%，跟白人青年無異），以累積經驗和鍛鍊才能，繼而向上流動。但訂立最低工資後，黑人青年的失業率在過去半世紀從未低過20%，更每每高於50%，是白人青年的兩倍。於是，大批低技術黑人青年無法進入勞動市場，被推入福利接濟的羅網，甚至走入不法歧途。

 

另一方面，最低工資幫工會把更弱勢的工人排擠掉，使工會的工人免受競爭。因此，最低工資是「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的典型範例。這項由著名經濟學家戴維德（Aaron Director）提出的定律表示，絕大部分打着「劫富濟貧」的幌子的左派政策，其實際效果都是把最窮的人（以及最有錢的人）的財富轉移給沒有那麼窮的人，結果當然是貧者越貧。戴維德定律的另一例子是社會保障金（social security）：這項政策以補助窮人為招徠，但如果仔細計算會發現，它實際上是劫貧富、濟中層的。

 

 

此外，福利政策對家庭的影響亦值得一提。由於單親家長可享有額外補貼，這項政策的客觀效果是增加窮人離婚的動機，甚至鼓勵青少年不婚產子，然後分手，而首當其衝的當然又是平均收入較低（雖然原本正在追上白人）的黑人。1965年，76%黑人兒童生於雙親家庭，但到了2009年，只有27%黑人兒童生於雙親家庭。在貧民窟長大的黑人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嘆道：「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組織，也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拆散窮人的家庭，又怎能幫他們脫貧呢？

 

 

誠然，公共政策與財富分布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議題（跟公共財政和貨幣政策亦息息相關）。鑑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舉隅，帶出事情沒有想像中簡單。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佛利民和索維爾的眾多著作，其中有詳述各項號稱劫富濟貧的左派政策，實際效果為何總是適得其反，“War on Poverty” 為何變成 “War on the Poor”。

 

最後，分享索維爾1993年回顧西方福利主義之路時，一段發人深省的說話，這段話放到今天依然一針見血：

 

「西方世界過去30年的社會史，可以說是以『聽上去很好的政策』取代『真正有效的政策』的歷史（replacing what worked with what sounded good）。一個又一個領域——罪案、教育、房屋、種族關係——在那些動聽的偉論付諸實踐後都每況愈下。令人驚奇的是，這段充滿失敗和災難的歷史不但沒有令那些『社會工程師』知難而退，而且公眾還繼續任由他們擺佈折騰。」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作者授權發表。

 

註：研究報告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