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沈聯濤在《南華早報》撰文，論述亞洲面對市場下一輪調整有何前景，觀點準確到位：「歸根究柢，發展命脈取決於人口分佈和地理因素」。香港具備亞洲最健全的市場機制，同時佔盡地利，有利於在變幻不定的世界經濟氣候中締造契機，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虧。
香港位處全球最高速增長地帶。美國、德國、日本、法國、英國、加拿大、意大利7大工業國佔全球GDP的比率，由1990年高達65%跌至2010年的45%， 所流失的20% ，盡由中國、南韓、印度、波蘭、印尼、泰國六個國家取得，此中有四個國家皆在亞太區；香港位處區內中心，毗鄰四國，所佔優勢實在無與倫比。
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在於就業人口日減之餘，其質素提升進度亦緩慢。根據政府估計，就業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將減少3.9%，2026至2036年則減2.2%；尤其令人憂慮的是預計25至44歲的年輕就業人口，於此兩段時期內將分別減少10.4% 與7.3%。【圖1】顯示直至2061年本地就業人口的預計數字。
投資教育 延攬人才
就業人口不斷下降及老化，將引致投資和職位流往別處。為保高增值職位的投資，年輕一代必須大大提升教育水平；來屆政府應以教育投資為首要任務，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政府以學券方式，資助自資大專院校學生，有助達成此雙重目標。
教育投資若缺乏增長，香港人力資本（平均教育年數乘以就業人口）總值將於2016年後停止增長（【圖2】）。事實上，自1996年開始，25至44歲一組的教育年數增長已顯著放緩；45至64歲一組的教育年數增長則於2016年開始放緩。
當然，若要資助所有人都接受大專教育，只會令教育投資失去淨回報，造成浪費，況且高等教育並非人人適合。但現時本地大專教育無論在個人、社會兩方面，回報率依然甚高，分別達23.6% 和13.1%。教育投資回報需時，擴大教育投資的規模、步伐以及範疇，實屬政府當務之急。
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教育投資無疑至關重要，卻難望及時見效，容易錯失經濟良機。比較進取而持續的方法，須靠輸入外來技術和人才，從而保障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
引進人才與技術並不會令本地僱員工資下降，皆因隨着投資擴展，會提供更多新職位，待遇亦會更高。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職位全賴投資，人才短缺卻足以令投資者卻步。
東歐和前蘇聯共產政權倒台後，大批猶太移民湧進以色列，事實證明人才技術有助帶旺經濟，惠及全民，即使當地低技術人口亦受惠；不但始創企業應運而生，優質職位亦相繼大增。以色列得以發展其科技經濟，外來移民實在居功至偉。
回溯二戰後的香港，亦可見外來移民對造就新行業功不可沒。以為外來人才只會降低本地工資，乃基於投資額不變的想當然說法，但若只是技術與人才短缺，資金不愁來源，此一觀點顯然站不住腳。
若未能及時對症下藥，解決房屋及基建問題，實在難以吸引足夠外來人才；其中尤以房屋問題最為廹切，本地人亦對此極之不滿。
改革公營房屋政策
政府實有必要徹底改革公營房屋政策。現屆政府僅以增闢土地、加建房屋為對策，是為應付同一挑戰的兩個階段：土地好比麵粉，房屋則是麵包，為求擴大房屋供應，唯有增闢土地；這種思維不盡正確。
香港房屋市場頗為複雜，且受嚴厲規管。2016年，居於資助出租房屋的住戶佔全港住戶30.4%，居於資助自置居所的住戶佔15.9%；租住私人樓宇的住戶佔13.0%，自置私人物業的住戶佔36.2%。
公營房屋與私樓市場分別很大：公營房屋單位不得出租，出售居屋轉名亦受嚴格限制。只有私人樓宇（佔全港住宅單位 49.2%）才可在公開市場自由轉讓，既可自住，亦可出租。
公屋租戶來源不外徙置與低收入兩類，入息審查只適用於後者。有些低收入住戶後來經濟環境逐漸改善，變為「富戶」；但其實公屋「富戶」既無清晰定義，身份亦難以確認。
未有如實申報入息和資產的公屋「富戶」，即使東窗事發，亦只須繳交雙倍租金，而不會被迫遷，大量公屋單位未能妥善分配。199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公屋租戶之中，擁有私人物業者佔15%。
當局雖屢次試圖迫使「富戶」遷出公屋，卻在社會上引起重大分化與對抗情緒，皆因入息和資產易於隱瞞，「富戶」身份難以界定。
單憑幾個數字實難以界定家庭實際經濟狀況，透過既定清單所列要求，以一刀切的方式釐定資格，亦有欠公平公正；對受影響者而言，只依據可被矯飾的數字更只會加深有失公平、有欠公允的印象。
1987年實施「雙倍租金」政策之前，公屋租戶的居住環境極為擠迫；時移世易，居所擠迫現在已非問題癥結所在。推行「雙倍租金」政策之後，不少在職子女為免超出入息和資產規限，紛紛遷出父母的公屋單位。
這一眾年輕人一邊租住私樓，一邊輪候公屋，影響所及，公屋平均住戶人數急劇下降，現已降至與私樓租戶相若水平。目前，就面積相若單位而言，公屋的居住環境反不如私樓擠迫。
出現上述情況，皆因公屋單位既不能如私人樓宇般改為「劏房」出租、分租，亦不可在市場上出售。無論昔日的公屋單位，抑或目前私樓市場的「劏房」，蝸居現象均屬房屋資源與人口錯配的明證。
另一背後原因，是原本針對公營房屋住戶的政策波及私樓市場。公屋擠迫環境的逆轉效應情況嚴重，皆因規模較小的私樓出租市場（僅佔全港住宅總數13.0%）， 要承受由佔全港住宅總數30.4% 的公屋租戶帶來的衝擊。而受歡迎的劏房地點就更形集中。
若說2016年11月實施收緊公屋「富戶」資格的政策，進一步令租住「劏房」的問題惡化，我是絲毫不感意外：有關政策勢將促使更多公屋住戶成員，為求符合規定資格而分家，遷出之成員導致公屋輪候冊上申請人增多，政府則以此作為租住公屋需求日增的證據。
換言之，出租公屋制度無形中內置自行壯大機制，令出租私樓市場相對地日形收縮。另一方面，公屋租戶於離婚後一戶分為兩戶，同樣使公屋輪候冊的名單愈來愈長。
雙重挑戰 雙管齊下
無論從經濟或政治角度看，出租公屋單位數目節節上升，佔住宅數目的大多數，對招徠外來技術和人才絕非好事。
置業能力是市民大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首要途徑；經濟日趨繁榮，樓價自然水漲船高。一個城市若置業者多，等於分享經濟成果者眾；但若大部份屬公屋租戶，則容易滋生「資源重新分配」主張與妒忌心態，造成政治分化，不但有損經濟增長，更會產生經濟共衰的觀念。
社會上一旦公營房屋住戶佔多，容易因懼怕外來技術和人才來到會掠取其所享福利而產生抗拒情緒。相反，自置物業者居多的社會，會視外來人才技術帶來共榮而非共衰。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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