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了，高等教育……

連續3周討論大學收生，目的不在於要對議論，又或者尋找方案。而是有感於事情之所以引起廣泛的討論，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要是各方純粹為了抱一己之不平，或者從政者為了營造令政府與大學難堪的戰場，又或者當政者為了平息風波而尋求方便的解脫，都會很容易破壞教育體系的基本生態，而引發長期的危機；更可能因此而造成教育發展不可逆的倒退，令以後的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相反，若是從議論的表象，剖析背後的種種因素，也許反而「壞事變好事」，轉危為機；把社會真正關心的問題，化為教育前進與政府政策的動力。那麼，有關的討論，才會帶來良性的結果，讓香港教育前進一步。

規模停滯 質量不前

大學收生的議論，背後的第一個因素，是有意願又有能力進大學的青年，不能如願進入心儀的大學。這裏面有社會實際的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也有香港高等教育政府政策的因素。

前數周本欄的討論，其實包含着兩個表面矛盾的觀察。一個是進入高等教育的青年愈來愈多，社會也需要年輕人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而期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也愈來愈多。但是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的劇變，大學也開始逐漸出現中途退學的現象。

分析一下，這兩者其實並不矛盾。在中學的時候，引頸希望進入大學這條通往社會的獨木橋；是憧憬未來，期望大學帶來廣闊的天地。進入了大學，面對的再不是學業成績這類獨木橋，也是憧憬未來，超越大學畢業看到更廣闊的天地，不讀也罷，退學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合起來考慮，高等教育的發展，也必然必須面對這兩方面的發展。一方面要與社會競賽，與時間競賽，與全球競賽，積極擴展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又要明白高等教育在新世代的使命，再也不能停留於學術學位與專業知識，而必須積極改革課程、開放學生的學習生活。簡化來說，一個是量──規模的擴展；另一個是質──形態的轉變。

大學入學議論背後的第二個因素，是香港高等教育本身的發展政策。前文提過，香港在1960年代以前，只有一所資助大學──香港大學──入學率不到1%。那是精英時代，畢業生主要是公務員與專業人員（後者也包含不少公務員，如教師、醫生、工程師）。但是其實也有聲譽甚佳的新亞、浸會、崇基、聯合，再加上嶺南、珠海等屬於專上學院註冊的院校，其實香港的高等教育，以精英時代來說，不算太弱。

當年的浸會、工專（理工大學前身），就產生過不少出色的工程師。新亞更是不少蜚聲中外的文人駐地。當年的3所師範學院（羅富國、葛量洪、柏立基；後來加了工商師範），也培養了無數小學與初中教師。基本上中學後教育（應該說是廣義的高等教育）滿足了社會的需求。

1960年代，新亞、崇基、聯合合併成立中文大學（浸會沒有加入），是一個飛躍，入學率大概上升到3%左右。也可以說是符合了當時社會的發展，算是拓展了的精英形態。

1980年代，工專升格為理工學院，又成立了職業發展局，建立了許多工業學院（以培養技術員為主）。大學畢業生進入私營機構，逐漸成為主流。這時候，香港迅速普及初中，也實質上普及了高中（連大約5%的中等職業教育）。

香港其實已經潛伏了高等教育供不應求的跡象：一方面，是社會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中畢業生升學的需求，上下夾攻。雖則陸續成立了理工大學（理工學院升格）、城市大學、科技大學；浸會、嶺南納入資助範圍；又有各師範合併而成的香港教育學院。完成了8所資助院校的格局與規模。

30年來 變化甚微

1988年，政府的高等教育發展藍圖，是把入學率從8%，上升到18%。傳說是由於怕九七回歸後人才流失，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但是現在回頭看，還是偏向保守。因為那正是周邊的國家相繼積極發展高等教育的時候，發達國家更是陸續走向大學普及化。

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固然給香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商機，全盛時期號稱在珠三角有3000萬人服務於香港投資的企業。

但是今天回顧，那也為香港帶來了高等教育發展的消極因素：香港被內地低工資、低技術的工業發展寵壞了。一時，香港失去了人才向高端發展的動力。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學率，一直維持在18%。而周邊的城市，已經早就在不斷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1988到2018年，已經30年了。

董建華時代，提出高等教育要達到65%的入學率，應該屬於前瞻性的政策。於是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與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統稱非學位課程）的開設，如雨後春筍。65%的目標，迅速就已經達到。

這些課程，除了少數有政府資助，幾乎都是商業行為。因此良莠不齊，這其實在自由市場經濟的香港，也相當正常。但是政府顯得有點進退失當。一方面，對於數字的表徵，號稱「達標」，自我陶醉，妨礙了進取。另一方面，又往往由於輿論的抱怨，一刀切不分優劣，沒有及時也不敢積極愛護寶貴的自發擴展。

數字「達標」，並不等於滿足了社會的需求。再說，提出65%，已是幾乎20年前的事，社會又在迅猛發展，社會需求又變了。現在看得很清楚的如科技進展、全球亂世、社會轉型，當時甚至連端倪都沒有。很顯然，現在需要重新考慮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遠遠超越瞄準專業、對口就業過時的觀念。

或者說，高等教育的規模，必須既能滿足本地的升學要求，也必須能夠滿足周邊社會對香港高等教育的嚮往。

大學收生議論背後的第三個因素，是高等教育的結構性問題。高等教育逐漸離開了精英主義（注意：高等教育仍然要培養精英，但不是精英主義；後者則「只要精英」不顧其他），但是高等教育的資助模式，還是精英主義的模式。政府的資源，基本上還是聚焦八大院校。

資源懸殊 難以服眾

雖然近年對於非UGC院校，也有了一些的財政補助。例如對於學生的助學金、又例如研究經費申請者範圍的擴大。但是UGC屬下的院校，與非UGC院校比較，所得的資源可以說是天淵之別。

政府自然有其政策因素的考慮，但是從市民受教育的機會來說，沒有理由要忍受如此大的差別。也不再可以以成績的差異來為資源的巨大差異辯護。假如說是院校質量參差，更應該是扶助弱小，又或者是破舊立新。再也不能滿足於目前的狀態。

這種情形，不是任何政府的罪過，而是這個社會需要迅速追上社會的變化。怎麼辦？減少對於UGC大學的資源，劫富濟貧，把資源平均分配？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看看周邊其他高教體系的進展：香港高等教育的資源，以往被其他社會羨慕──此情不再！只需要看看內地高等院校，不論是校舍環境、儀器設備、研究經費，都不斷超過香港。

出了什麼問題？香港的GDP，分明還是高於這些社會。是我們的社會負擔不起？還是我們的資源使用不當？是香港需要研究的時候了。

還有其他因素，下周再議。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