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共享，學以致用|高希均

封面圖片：孩子唸書。（Pixabay）

（一）一介書生

我是一介「書生」，為「書」而「生」。

何其幸運，一生與書結緣，讀書、教書、寫書，是一個教書人；後又投入《天下文化》變成了評書、選書、印書的出版人。這二個角色相互激盪，我都珍惜，變成了一生「樂在工作」的讀書人。做讀書人最嚮往的就是知識的分享，進而能學以致用，推動社會進步；此為母校中興大學於12月26日啟用「知識經濟研究室」的最重要原因。

（二）年輕吸收知識的激情

在中日抗戰中出生的那一代，顛沛流離的成長過程，父母最擔心的就是孩子受教育問題；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有書可以唸。因此童年根本不懂什麼是玩具，最想要的是書本，在昏暗的燈光下，認真地讀每一行字。

13歲隨著雙親從江南遷徙到南港，18歲考進台中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現在的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1954年的9月從南港坐著火車一站又一站，在台中下車。第一次離開家，這個大一新生沒有恐懼，充滿了要吸收知識的激情。

「中國之窮，窮在農民；中國之弱，弱在農業；中國之貧，貧在農村。」多位老師的訓勉開導了自己，「誠樸精勤」的校訓引導了自己一生的做人與做事。

農學院四年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靠近農經系那二層樓的小型圖書館，二樓有一小間放著二個櫃上了鎖的英文書。有一天終於鼓起勇氣，向館員借到一本農產品價格英文著作，如獲至寶。二小時之內就要歸還，不能外借。

劉道元老師（後來擔任興大校長）在我大三時，讓我晚間用他面對池塘的研究室，他書櫃中的幾本英文書，就變成我不斷細讀的參考書。

從大三開始，在英文材料裡，開始讀到「落後地區」、「經濟成長」、「貧窮的惡性循環」這些名詞，一門新的學科「經濟發展」，在1950年代中期的西方世界開始萌芽。

我要趕上這班經濟成長思潮的列車，畢業前夕產生了強烈的意願想到美國讀書。一份助教獎學金，使我趕上了1959年南達科塔州立大學的秋季入學。兩年後獲得經濟碩士，9月轉赴密西根州立大學主修經濟發展。在三個月的空檔中，寫了人生的第一本書《經濟發展導論》，次年8月由台北的美援會出版。

（三）文明社會必然愛閱讀

在美國近半世紀的教研生活中觀察到，世界上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教育落後而經濟進步的；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會，必然是一個愛閱讀的社會，自己閱讀、家庭閱讀、社區閱讀、國會議員也閱讀、媒體人也閱讀、有錢人也閱讀，每個人都是終身閱讀者。因此在台灣，我利用所有的場合，特別是對大學生，都強調「大量閱讀對現代人的重要」。

十分興奮我能把1,000多冊藏書送贈母校，成立「知識經濟研究室」。可惜的是，自己30多年來的英文藏書，在三年前捐贈給曾執教的威斯康辛大學，自己住處也送贈學校稱為 “KAO International House”，做為國際交流中心。

「書」在我一生體驗中，它是啟蒙的「種子」、學習的「階梯」、沉默的「老師」、知識的「地圖」、前進的「力量」、跨越無知的「橋樑」、打開封閉的「門窗」。

知識經濟研究室是由我仰慕的姚仁祿大師設計，在這淨純又優雅的空間中，母校師生可以閱讀、討論、思考、寫作。

原文刊載於2014年12月25日《人間福報》及遠見華人精英論壇，獲作者授權發表。

高希均

南京出生，童年經歷過抗日戰爭，1949年到台灣。先後在台北商職與中興大學畢業，並獲兩校傑出校友獎。1959年赴美念書，1964年獲密西根州立博士後，一直在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執教，逾30年。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國統會研究委員、行政院顧問及經濟部顧問。近年又擔任國內外民間基金會董事。1980年代在台灣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和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創辦《小天下》、2010年創辦《未來少年》。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及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持續推動進步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