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 光影留痕

承接前文：〈不論死活，我都背着你！〉

與同時代的武俠小說作家相比，金庸顯然有一獨特優勢：他是個多面手，筆耕小說之外同時是電影人，曾在長城電影公司做導演和編劇，亦有替電影歌曲填詞。當年《射鵰英雄傳》連載尚未完畢，改編為電影的上集經已上畫。

其後，香港、台灣和大陸三地皆熱衷於翻拍各部金庸作品，而結果又大多成為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和電影。能夠獲得此等豐碩成果，其他武俠小說作家確實是望塵莫及。

電影脫胎自存在已久的舞台戲劇藝術，這種集合新技術的「說故事」方式，在19世紀末經已出現。筆者相信，梁任公流亡日本時，對電影以及其效力所知不多。因此在其鼓動以「新小說」陶冶民心的鴻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中，自然是未有料及。今時今日，電影對受眾的影響力比小說更深更廣，是不論東西方社會皆已公認的事實。

金庸的武俠小說與影視作品相輔相成，撼動着一代又一代讀者和觀眾的心靈；在中國文化史上着實是並無前例的，所以其間的種種現象都很應該詳盡記錄下來。庚戌子將在這篇闡釋金庸小說用過的戲劇手法，同時亦會剖析金庸另一個筆名「林歡」所隱含的意義，而這一切都與林徽因有關。

金庸對馮其庸、嚴家炎和陳墨3位先生深為拜嘉；認為他們功力深厚、兼又能認真其事地點評小說內涵。庚戌子便從嚴家炎教授的言談中找到寶貴的證據：原來，林徽因對舞台劇與電影手法的識見和先進創意，就是引導金庸在小說中運用這些技法的主要原因。

舞台劇與「蒙太奇」

嚴教授在《大公報》的一次訪問（〈金庸小說雅俗之上〉）中提到：《射鵰英雄傳》曲三酒館密室療傷一幕，是金庸運用戲劇的長處，把小說與「舞台」結合（筆者按：即是「一箭雙鵰，合而為一」）。他認為金庸此舉增強了情節的戲劇氛圍，小說更趨緊湊，讀者為之耳目一新。其實，香港學者劉紹銘教授亦早已察覺得到，並向金庸提出。可是，金庸又化身俏皮黃蓉，在新版《射鵰英雄傳》後記，他故弄玄虛，表露是自己不知不覺間運用了；更道出「似乎沒有人」在寫作小說時用過。

除此之外，嚴教授在訪問中亦有闡明：「電影技巧引入武俠小說，構成金庸作品藝術上的一個顯著特色。」

他更舉出一個指引庚戌子破解謎團的重點：「從1930年代起，林徽因、穆時英等作家已開始嘗試在小說中運用蒙太奇手法，靈活地銜接過去和現在。蒙太奇是金庸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一種寫法。」

從金庸首肯的嚴家炎教授的言論中，赫然發現兩宗林徽因與金庸牽連的實質證據。庚戌子頓時歡欣鼓舞，相信沿着這條線索攀爬，必然是正確的破解方向；更憧憬着崖頂上或者會出現的另一番好風光。

前文提過，金庸在《笑傲江湖》塑造一個少女角色曲非煙。嚴教授亦是引用該段情節為例，把它與「蒙太奇」手法的關係解釋得一清二楚。

……作者筆頭一轉，又接回到儀琳身上：「儀琳心念一動：『這個小妹妹我曾經見過的，是在哪裏見過的呢？』側頭一想，登時記起：『是了，昨日回雁樓頭，她也在那裏。』腦海之中，昨天的情景逐步自朦朧而清晰起來……」情境銜接自然而巧妙。……

從觀察〈密室療傷〉一幕與帶出角色「曲非煙」所使用的鋪墊手法，庚戌子感到金庸對林徽因的崇高敬意，已溢於言表。他不單止要用小說來盛載林徽因的生平舊事，更想到仿照她用過的編寫手法來向讀者展示林徽因在創構新穎文學與舞台藝術的智慧及貢獻。

建築藝術的「蒙太奇」

嚴家炎教授提到的「蒙太奇」（音譯自法文：Montage），是現今電影人的基本常識。這種可以施展在文學以及電影鏡頭剪接上的手法，歸根究柢，是源自建築設計，是在一個平面上表達多重空間的技術。徽因伴隨父親到英國考察時，已立定志向進修建築藝術。既然建築與文學兩者相應，聰慧敏思的徽因，必定能夠悟透「蒙太奇」。現實中，她亦已掌握這種嶄新的文學手法，靈巧地運用在小說《九十九度中》。

命運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建築事業以外，林徽因亦醉心戲劇而結下幾段不解之緣。1927年，她在耶魯大學修讀舞台藝術，是中國留學生中的首位。回國後曾為曹禺的話劇《財狂》設計布景，獲得《益世報》與《大公報》連日發文讚揚她的作品。

更早之前，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裔印度學者泰戈爾在1924年訪華。其間，林徽因在為泰翁賀壽的話劇《齊德拉》中飾演女主角齊德拉公主。而舞台布景設計是出自梁思成，可見梁林在到美國留學之前，均已有不凡的藝術根底。當時京劇大師梅蘭芳坐在泰戈爾旁邊，徽因亦因這次演出而與梅蘭芳結交，後來亦愛上京劇。

金庸在多次訪問中提到他喜歡京劇；筆者在解謎天書《金庸散文》中，便找到幾篇關於鑑賞京劇的文章。現在大家知道，徽因與金庸也有共同的嗜好。

小說偵探現身破謎

上面簡略介紹過徽因與戲劇藝術相關的背景。現在，庚戌子請讀者從小說偵探的視角，去揣摩並破解金庸的心意。

案情如下：首先，是金庸向劉紹銘教授表示自己寫作時完全不是有意的。其次，在寫曲非煙的一幕，金庸特意運用了蒙太奇方式。大家需要細心注視，兩幕當中皆有一可以作為證人的重要人物在場：在密室之內的是黃蓉，而另一關鍵人物則是曲非煙。結論是：金庸根本是刻意而為，巧思鋪排兩種編寫手法來向林徽因致敬；並藉此留下暗示，好讓將來讀者找到蛛絲馬跡，從而破解謎團。

還有一條關於為角色取名的線索，亦不能忽略：曲非煙出場時，作者不但用上了「蒙太奇」手法，而且當我們拿《笑傲江湖》與褔建林氏相關的背景，和「費彬」那個以音譯取名的角色來一併思考，那麼顯然易見，金庸是要讓讀者知道，曲非煙是用來暗示「林徽因」的。倘若金庸取另一個名稱，如用「曲玉壺」來影射另一位女作家冰心（本名謝婉瑩，也是福州人），庚戌子的推論便不能成立。

既已有以上的宏觀證據，我們就不妨再仔細玩味一下涉事人的言行。小說偵探庚戌子視金庸在後記的說話為他的口供：「寫作之時卻完全不是有意的。」看到了這樣一句口供，我們不禁要問︰那麼，金庸為何又要有意識地在後記中，透露他構思情節之源由呢？若他不想公之於世，又何必要把劉教授提問的事情向讀者交代呢？明顯不過了！用「倒轉」的角度去理解「不是有意的」，其實是刻意而為；根本是金庸趁機留下與徽因相關的痕跡。

至於「似乎沒有人用過」這句話，「似乎」兩字意味着不可絕對否定。換言之，已有人用過了；而那個人就是林徽因。林徽因是舞台和戲劇創作的先驅人物，她早已在小說中用過蒙太奇手法。金庸又再次以郭靖的一招「隔山打牛」來提示讀者。

可以結案了，請精明的讀者思考當中玄機。庚戌子在此不再贅述，因為還有更多謎團和文壇奇案，等待着我們去逐一破解。

筆名「林歡」

文壇中人，大都會擁有多個筆名。例如本名周樹人的魯迅，有人曾經點算過，他曾使用超過100多個筆名。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創作武俠小說而享負盛名，大家都已把「金庸」與「查良鏞」兩個名稱合而為一；筆名金庸已覆蓋查良鏞的所有事業。因此，大家便忽略了他用過其他的筆名，原來都深藏意義。

從1953年起，查良鏞以筆名「林歡」來撰寫電影劇本和擔任導演。這時林徽因仍然在世，而世上亦未有以筆名金庸發表的武俠小說。可是，庚戌子發現查良鏞這時已運用了「倒轉」的啞謎。把「林歡」倒轉成為「歡林」，大家便會明白，其意為喜歡姓「林」的人。庚戌子為何又信心滿滿，下此定論呢？

上面已解釋，林徽因與舞台劇和電影手法相關的事蹟，驅使金庸在其小說用上同一手法。再考慮金庸為林徽因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指出這個筆名別無他意，必定是為林氏而取。以往有分析認為，這個筆名源自金庸的首任妻子杜氏。然而，林歡只有用在與戲劇相關的工作上，因此庚戌子可以斷定它是與林徽因有關。不止於此，金庸又常有「一箭雙鵰」甚至「一箭多鵰」的創作構想。所以幾可肯定「林歡」內裏，至少包含多於一個金庸敬佩的林姓人物。

迂迴曲折，尋遍深谷高山。庚戌子終於從《笑傲江湖》的創作背景中找到線索。曲非煙初出場時的場景「群玉院」，就是金庸用以暗示另一位他所景仰，而且深受他影響的布衣文人的。這位男文人也是姓林，籍貫同樣是褔建閩侯縣，更是與林徽因的家庭甚有淵源。覓得這珍貴線索，更可肯定筆名林歡，是有向他致敬的意思。

小說偵探庚戌子在此向讀者宣告，這位文人就是《射鵰解謎》下卷要向大家揭露的重要人物。而更驚人，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發現是：金庸從連載版開始，已經着手部署這一宗大懸案、大謎團。若再進而探究其間的來龍去脈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金庸是故意逐步引導讀者以偵探的思維去破解疑團，繼而參透其心思底蘊。庚戌子讀過的，竟然不單是一部武俠小說，更是一部潛藏在3個小說版本之中的偵探故事。

「新女性」與文藝世紀

庚戌子這篇文章刊出時，正是林徽因118周年冥壽之日。1923年，她以「尺捶」為筆名發表了翻譯小說《夜鶯與玫瑰》，這是她首次踏足文壇，至今亦已將近百年。她是中國脫離皇朝統治後的首批「新女性」，而她亦與戲劇藝術有千絲萬縷的緣分。層層相因，她一生的傳奇事蹟，是劇作家樂於借取的好題材。近年中港台三地，甚至南韓，都不約而同地推出以林徽因之生平為主幹的舞台劇或歌劇。

香港電影音樂人金培達先生，在2016年參與歌劇《林徽因》的配樂工作。庚戌子十分認同他受訪時的一段說話，亦感到世事玄妙。因為庚戌子幻想，金庸撰寫《射鵰英雄傳》時，腦海裏會有同一個想法。

金培達：「我覺得有責任要通過音樂向觀眾展現出一個可以顛覆以往刻板印象的林徽因。林徽因的魅力對我而言，你以為她很守舊，其實她很新，你以為她很新，尤其在愛情方面她又那麼傳統。別人在創作中是去認識一個人，而我是在尋找她的魅力。」

庚戌子盼望着不久將來，或許是2024年林徽因誕生的雙甲子年，能夠在香港欣賞到這齣音樂劇。可以讓更多人清楚了解她的才華與魅力，是如何觸動眾多包括金庸在內的劇作家，繼而影響着超過一個世紀的藝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