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皆醉的true believer一代

偶有機會跟年輕人聊天，覺得他們很有個性。舉例：跟十個人聊聊，八九個認為眾人皆醉，一人獨醒；另一兩個呢？則不太關心周邊的事情，搭不上嘴。當然，覺得自己較為清醒者，不一定是活躍分子——他們提醒我， 「花生友」便很典型及經常擺出「眾人皆醉」那種姿勢的。的確，跟他們聊天的一種有趣經驗，是談了大半小時，以為他說灑熱血是講自己，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對別人的要求。不過，反過來，也有的說話不多，也講不出什麽一套說法，但在現實中，他不多想便跑到火爆的衝突場面，成為群眾的一員。

一位年輕朋友解釋他是在「後2003」的環境裏成長的。以前， 「戰後嬰兒潮」世代以及他們父母那一代人，雖然不一定是所謂的政治冷感，但每談到公共社會事務，多謙稱自己不懂，或將語調壓低一下，把話題所觸及的種種，可以跟個人保持一定的距離。那可能是怕事，也可能是虛偽，但更多是知道這類交談會觸及立場、利益、觀念，需要小心處理，如無必要，還是拘謹一點為妙。

後2003 的兩點轉變

2003 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社會上整個環境、氣氛都改變了。成年人的世界也跟着改變。兩點：一是特區政府及它所代表的秩序，失去了權威性。二是整個論述環境轉變了。以前公共社會議題是收藏起來的，現在是各抒己見：反建制的當然罵，但建制的也常罵。由從前小心翼翼，到現在「大鳴大放」，不是對或錯的問題，也沒有所謂的好與壞，而是這就是一個新環境。北京和建制派要檢討的是，為什麽沒有當特區政府權威衰落之時，做好意識形態重建的工夫（為什麼推「愛國論」失敗？為什麼「大國崛起論」在本地環境無法成為主導論述？），而民主派╱泛民╱反建制派也需要檢討，為什麽他們曾以「政治光環」為號召，而慢慢不再視為一股政治道德力量呢？

「後2003」的社會政治環境，可以看為舊有秩序的崩潰，也可視為一次文化政治能量的釋放，這視乎是從哪個立場、觀點來理解過去十多年來的轉變。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個體形成了。而有趣的是，這個政治個體很個人化——價值、道德、立場、態度很受重視，甚至是評價的標準。

這帶我們的討論回到初段的觀察：年輕人有那種「眾人皆醉」的想法，不足為奇。「戰後嬰兒潮」世代也自視甚高，甚至自覺是精英，意圖指點江山。不過時下年輕人並不一樣。他們絕少會自我形容為精英（那是禁忌，精英是百分之二百的負面用詞），但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較別人更為堅持，更不會離棄初衷，更不易妥協，更準備付出……更真。動機很重要，而在他眼中，其他人總是有點問題（由別有用心，到有可能放棄理想）。他們作出比較的參考重點在於個人化的因素之上——立場、動機、執着的程度等——而不是能力上的差異；他們對人懷疑，除了自己及很熟悉的一些人之外，其他人都會軟弱和中途放棄。

政治道德來自「不可為而為之」

他們不會像「戰後嬰兒潮」世代般覺得自己是精英，較其他人看得更長遠、更宏觀，於是可以（應該）扮演領導的角色。所以，他們不會要求發展出指導實踐的理論：對形勢有更好的掌握，對策略有更好的運用不能提升政治道德的能量；而事實上，政治道德的來源不在於對問題、矛盾的界定，也不在於預期的成果（所謂的成功爭取），而是「不可為而為之」。挫敗的風險更能提升感染力、呼召力，因為那才是對個人在立場、道德、投入、執着等方面的考驗。至於手段——目標的計算與評估，則是很典型「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機會主義本質——有沒有把握成功竟然會視為重要的考慮，而不是由終極關懷出發，追求徹底的改變。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會明白，為什麽「戰後嬰兒潮」世代的領袖，統統都是反面教材。他們明明是妥協，卻說成是長遠打算，又或者爭取短期成果；他們明明是貪生怕死，卻以什麼策略考慮、理論反思為藉口，迴避眼前緊急的形勢，不採取行動；他們明明不善於即時回應、衝擊權威，卻又批評別人盲目衝動；他們明明沒有什麼綱領、目標，卻把自己美化為什麽寸土必爭、長期鬥爭；他們明明沒有很鮮明的立場，同時又永遠講不清楚有什麽政治、道德承擔，卻一天到晚將別人的想法、行動套入自己的所謂傳統之內（簡而言之，抽水也）。

行動展示「信」沒三思必要

如果「戰後嬰兒潮」世代是「馬基亞維利型」，則新一代人是「true believer 型」。所謂true believer 者，不一定指他們相信的東西更真，也不一定表示他們更真心相信自己所信的東西，而是他們強調「信」。信和釋出信的意思都很重要——要以行動來顯示信，要沒有反顧的猶豫，要表現出沒有再思、三思的必要，要勇往直前……。這跟「馬基亞維利式」的想法和做法，形成強烈對比。

這是對自己、對別人很高的要求。但這也有一種有趣的效果，就是我們現在時常會見到一些一個人的「傻勁」、嘗試、努力：一個人的慈善事業、一個人的NGO、一個人的社會服務等等，以一己之力和很純正的理念，懶理旁人如何看待，信念先行。這是道德的力量。

「戰後嬰兒潮」世代會擔心這是否螳臂當車，又或者恐怕得不償失， 「true believer 型」的新一代會覺得做了再算，行動最實際。前者思前想後，後者認為要立即行動。

「true believer 型」的新一代重視感性，要把情感表達出來。這些東西對「戰後嬰兒潮」世代都是相當陌生的。

「戰後嬰兒潮」世代有他們的時間框架，但這對時下的年輕人似乎失去了說服力。「true believer型」的新一代要求：現在！立即！前者難以理解，覺得莫名其妙；後者批評：不要繼續迴避！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香港四代人．十年」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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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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