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總結抗疫經驗──百多條人命遠比30多個新症重要

所謂新冠病毒全民檢測終於結束。一個多月來，特區政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搞這場大龍鳳，彷彿它就是抗疫工作成敗的關鍵。如無意外，特區政府必定説項目十分成功，對下一階段防疫工作提供了什麼什麼重要經驗。

所謂全民檢測花了5億多公帑，有170多萬人參與，找到30多個新的陽性個案。我不知道這些數字的意義在那裏，但我想得更多的「數字」是病毒奪去了的百多條生命，想到有百多個家庭正生活在痛苦之中，想起有關一位女士在短時間內接連痛失雙親的報道，傷感不已、無法釋懷。

我也會想到那一批落力籌劃大龍鳳的政府高官對這些人間悲劇幾乎毫無表示，只是在記者追問下才「關注」一下。不過，聽過了高官們的多次「驚世」言論後（「原來香港有咁多人要返工」、「原來有咁多香港人喺戶外工作」、「冇地方食晏可以去郊野公園」等），香港人應該知道他們的經驗與我們的怎會相同。高官的政績建基於亮麗的數字，他們的政治前途取決於贏得尊上的歡心。我們操心的是家人的健康，生活的掙扎。兩者的層次差距實在太大了。

人命不是數字，但政府手上有大量涉及人的數據，若果能好好分析，應該有助於減少病毒日後可以帶來的傷害。衛生署和醫管局做過上百萬次的測試，確診約5000人，有他們的流行病學資料，有他們的治療經歷。我相信這些落地的數據遠比那170多萬人和30多個新個案更有分析價值。政府早應該認真研究分析這些數據，但這一個多月，我們聽到的只是有關所謂全民測試的宣傳。寶貴的時間就這樣浪費了，我們對如何應付下一波疫情並沒有變得更聰明。

第三波疫情帶出許多重要問題

第三波疫情為香港帶來極大的傷害，也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首先在過去大半年的抗疫經驗中探索，應該依賴付出了大量心力抗疫的市民的智慧。

第三波疫情的源頭明顯是政府把關不力，由輸入的病毒引起。政府經常説不可能全面封關，並把通關與所謂全民測試的經驗掛鈎。其實這是文不對題。全民測試只能查找香港內部已經存在的病毒，但恢復通關就必須要有辦法防止外來的病毒再輸入。上次把關不力的負面經驗，有沒有為改善把關工作帶來啓示？政府有沒有參考其他成功把關的地區的經驗？

嚴格來說，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也是因為政府把關不力引起，但為什麼第三波疫情的感染數字遠比前兩次為大？在控制社交距離、追踪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以至盡快檢測確診者的社交網絡幾方面有沒有不足的地方？如何可以改善？有專家早已指出香港的檢測數字遠低於鄰近地區如澳門、新加坡等。全民檢測依賴外援做一次檢查，其場景與每日衞生署和醫管局所要做的檢測南轅北轍。不幸的是，過去個多月政府沒有聚焦於提升本地持續檢測的能力，而是費大氣力去做一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做的全民檢測。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第三波疫情中逝世患者遠比前兩波疫情為多，香港確診者的死亡率亦在這期間急升，遠超中國大陸、台灣、澳門、新加坡、越南等地區。香港醫護系統的能力與素質照道理不比這些地區差，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逝世的患者比較多是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但沒有一個人是「該死」，他們全部都是不幸地過早離世。如果這些群組都是高危，是否應該盡快想辦法減少他們的感染機會？

政府應該深入研究群組爆發的直接因素

對於普羅大眾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兼顧健康與生活和生計。第三波疫情令香港的確診與死亡人數急增，但平情而論，香港人口稠密，香港人活動能力極強，疫情爆發以來社會亦從來沒有停擺，很多人每天仍然依靠公共交通工具上班下班。雖然有第三波的嚴峻衝擊，香港人仍然展現出頑強的抗疫能力。所以我相當反感好像「香港人抗疫疲勞」這類批評。想一想香港人平均居住空間之狹窄，我們就應該理解長期足不出戶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不設實際。

食肆、酒吧、卡拉OK或者任何娛樂場所有群組爆發，政府就引進各種限聚措施以減少社交接觸，作為即時應對之策，這是無可厚非。但中長期來說，政府應該深入研究群組爆發的直接因素，制訂更具針對作用的措施，以爭取紓緩限聚的嚴厲程度，令更多正常的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發展所需的活動可以在足夠保護措施的情況下進行。

專家、持份者、普羅大眾過去大半年就防疫策略提過很多意見，但完全見不到特區政府認真地與民共議。我們經常見到的畫面是官員在冷冰冰的會議室內坐在高台之上，宣布他們所謂「張弛有度」的措施，又或者面目猙獰地譴責「别有用心」的批評者。我們見過很多官員訪問「自己友」的設施以宣傳自己的功績，見過他們對內地人員倒履相迎，卻沒有見過官員去到醫院、診所等抗疫前線聆聽醫護專業人員對抗疫策略的意見。我特別想知道的是，官員們有沒有認真想過百多位病毒感染者是如何過身，他們的家人希望政府做些什麼。要總結抗疫經驗，是否應該從這裏開始？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