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政府抗疫，查找不足──政治、政治、政治|編輯精選

抗疫一年，香港人疲憊不堪，很多人不滿林鄭政府抗疫表現。不過官員們自我感覺良好，志得意滿，面對四方八面的批評，好官我自為之。

林鄭月娥與官員的自衞口徑是：香港的新冠病毒確診與死亡數字相對世界各地並不高，在封關、追蹤、測試、限聚等方面政府一直都「張弛有度」。這些辯詞對苦不堪言的市民來說，真是比粗話更難聽。香港疫情一波比一波嚴重，無論是政府或者整個社會都沒有自滿的資格，而應該是查找不足。

那麼林鄭政府查找到什麼不足呢？面對內地官員和香港親北京人士的批評，林鄭表示抗疫策略正確，不過執行得不夠好。近日有等候送往檢疫中心的市民病發過身，食衛局局長回應説如果衛生署人手不足，應該早一些揚聲。這種把責任往下屬推的官員，期望他們會查找不足，是緣木求魚。

在宏觀的抗疫策略層面，林鄭政府的政治問題是因為討好或迎合內地官員以至本地親北京勢力，以至無法制訂一個切合香港實際的策略。來自北方的政治干預力推全民（強制）檢測，把香港經濟復原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恢復與內地的正常來往。但香港不是中國大陸，沒有相若內地政權的龎大社會控制力量，不可能做到嚴密的封城和禁足。其實中國大陸也只是實施對個別城市、個別小區的封鎖，而它們只佔國家整體的細小比例，可以從幅員廣闊的其他地方得到支援。香港作為一個高度自治的區域，沒有這種條件。

目前疫情控制良好的新加坡和台灣都沒有搞全民檢測，限聚也未有像香港那麼嚴苛，可見全民檢測與禁足並非控制疫情的必須條件。在經濟方面，新加坡逐漸復原，台灣更很早便穩定下來，根本從來沒有嚴重收縮。雖然中國大陸對新加坡和台灣的經濟都很重要，但兩地政府仍然嚴限與中國大陸的往來，從其他角度謀求經濟的反彈。

清零應該是目標、願望還是策略呢？

另外，內地官員與親北京人士經常說香港必須「清零」，似乎也是以內地的情況為「榜樣」。這其實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概念。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零確診，內地則不時有新的確診個案，那怎樣才算是清零？新加坡從來沒有清零，真的所謂清零恐怕只有台灣。但清了零就以後都不會有新個案嗎？誰知道呢？新西蘭與越南曾經長時間清零，但後來也出現源頭不明的新個案。清零應該是目標、願望還是策略呢？

依據香港的經濟、社會和人文條件，長期零確診很艱難，但長期少確診並非不可能。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適宜有一個可持續、平衡各方面利益、多管齊下的對策。首先要做的當然是維持社交距離，包括限聚和口罩常戴。不過過於嚴苛的限聚難以持續，而一旦放寛只會引來報復式的社交活動增加，疫情反彈的風險大增。所以長期維持偏緊而不至嚴苛的限聚措施，設定在市民盡量忍耐可接受的範圍之內，就有機會減少「彈低彈高」，把確診數字壓在低位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到疫苗可以廣泛注射後，再作打算。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維持社交距離的法例、措施和良好實務習慣應當嚴格遵從。這需要的是嚴謹的執法、大規模公眾教育以及社區動員。可惜在這些方面，林鄭政府也是因為政治而失敗。

過去大半年，責任是維持治安的警隊成為限聚令的主要執法部門，本來就是錯配。警隊執法經常被批評為不公，限聚令只用來針對表達反對政權的市民，對控制疫情並無實效。反而被視為有份導致第三、第四波的例如回歸聚會群組、歌舞群組等則至今無人追究。而在衞生官員力勸市民在冬至、聖誕、新年等佳節減少聚會的同時，政府卻會搞高層官員聚集宣誓儀式這種政治騷。真的是只准高官政治群聚，不許百姓家庭團圓。

抵抗無孔不入的新冠病毒，政府與人民同心同德至關重要，在這方面林鄭政府完全不合格。過去一年，尤其是《國安法》出台之後，政府大量心思用於如何對付異見人士。在社區層面，民政事務局忙於與民選區議員鬥爭，既無意志也無精力在社區層面推廣公眾衞生意識，與市民一起防疫抗疫。當衞生署應付社區爆發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以社區組織和動員為本職的民政事務署去了哪裏？

林鄭喜歡説，抗疫只涉及科學，不涉及政治。這種說法除了是妄圖佔領道德高地的虛偽外，根本就是錯誤。能否成功抗疫，就是當前香港最大的政治。建制內林鄭的政敵猛烈攻擊她無能。她以為搞一些舉措討好北京或者親北京人士就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其實抗疫工作實在出色（而不是自吹自擂）才會為林鄭帶來最大的紅利。但林鄭的政治智慧不足以想到這一點，她的眼角未能下放至普羅大眾的實際困難，她的胸襟更沒有空間容納不同政見人士共商抗疫之策。香港人不幸，在這樣的一個特首「帶領」下抗疫。由於香港人過去兩年逐漸學會如何在困境中苦撐，到今天香港確診和死亡的數字不致太差，正是彰顯香港人頑強的生命力。如今政府官員還要貪我們的功為己用，他們還有羞恥之心嗎？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