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把關不嚴，應變無方；全民檢測，捨本逐末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第四波疫情爆發，香港人又要迎接一場艱巨的抗疫戰役。近日，親政府陣營再推銷全民檢測。這不單是一個行不通的主意，而且是捨末逐末，弊多於利。

每次疫情爆發，官員喜歡説市民抗疫鬆懈，應對措施就是限制公眾活動，停課停業。但是一收就死，一死又要放，一放便再爆，周而復始，惡性循環。推銷全民檢測的人以此為理據，強調必須全港「清零」（即全香港再沒有一個帶病毒者），正常活動才可以全面恢復。而要做到「清零」，唯有全民檢測。

每一波疫情爆發源頭都是輸入的病毒

上述推論無視客觀事實。無疑部分市民沒有減少非必要的社交活動，又或者進行這些活動時沒有做好防疫措施，這些都是病毒在社區擴散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客觀事實是：每一波疫情爆發的源頭都是輸入的病毒。第一波的源頭病毒在1月下旬從中國大陸輸入，第二波在3月跟隨來自歐美的旅客和港人輸入，第三波在6月下旬因為放寬讓海員以香港為換班樞紐而輸入，最新一波的源頭病毒來自尼泊爾，具體輸入途徑未明。

四波疫情的源頭病毒是不同類型，都是輸入，合乎邏輯的推論是每一波疫情爆發並非上一波的延續，所以無論之前一波疫情爆發後是否做到「清零」，並不能防範新一波的爆發。

每一波疫情的源頭病毒既然是輸入，為什麼不先實現關口「清零」？這是常識。大家都明白，百分之百封關近乎不可能，全世界亦沒有一個地區這樣做。但既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封關，就應該認真研究如何盡量減少輸入病毒的機會。在堵截源頭病毒方面未盡全力之前，就推行全民檢測，是本末倒置，精力錯配，結果是弊多於利。

在沒有百分之百封關的情況下，嚴謹的把關措施可以減低風險，不過現實世界沒有零風險，即使是親政府人士經常吹捧的中國大陸一樣有輸入病毒，一樣會由此引發社區傳播。倡議全民檢測的人亦據此鼓吹參加中國大陸的經驗，把全民檢測視為圭臬。可是，中國大陸的社會情況與香港大不相同，其經驗難以照搬。台灣和新加坡與香港的社會情況較接近，它們都沒有搞全民檢測，疫情也可以控制得相當好，尤其是台灣更是長期沒有本土新症。

值得思考的是，本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香港疫情控制的情況比新加坡更好，這是因為香港市民警覺性更強，很快已經做好戴口罩、勤洗手的衛生措施。何以後來香港情況好像比台灣、新加坡等地差呢？歸咎市民防疫意識不足是非常不公道，反而是因為政府抗疫無方，沒有從每一波疫情中吸取寶貴經驗，從而可以更快地在下一波爆發初期便有效控制疫情。有專家早已指出，與其他防疫較成功的地方相比，香港測試數目偏低，測試結果等候太久，高危群組未有大量密集測試，未能迅速追蹤到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以及予以有效隔離等等問題，存在已久但仍未解決。

上一波疫情爆發高峰期是7、8月。由8月中起，社區傳播速度已經大幅回落，也正是在此時刻，政府投放大量精力去搞一場全民檢測大龍鳳。結果在170多萬參加檢測的市民當中，找到30多個新的陽性個案。如果當時一個多月用在全民檢測的精力與資源改為放在研究如何加強把關、追蹤傳播鍵、聚焦檢測高危群組、補償因強制檢測而有經濟損失者，我相信第四波疫情可能遲一點出現，以及即使出現亦不會發展得如此迅猛。

如無強制，怎可能做到全民檢測？

上述道理不難明白，何以仍然有人這麼熱衷於全民檢測？需要警惕的是，全民檢測還有一個潛台詞，就是「強制」。因為如無強制，怎可能做到全民檢測？正因為社會狀況不同，台灣與新加坡（甚至澳門）都不會搞類似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全民檢測。在中國大陸，可以封城、封區以隨意剝奪居民的行動自由，可以派公安、城管、幹部進駐市民的居所以防止居民外出，可以統一代購、分發食物和日用品等等。這是一個落後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缺點，不是什麼有效政府的優點。

這大半年來，政府抗疫無方，但每天都有打壓市民的動作，包括以抗疫和限聚為名，剝奪香港市民集會、遊行、選舉等自由。強制全民檢測實際上不能清除病毒，反而為政權進一步侵犯市民人身自由加開一個缺口。苛政猛於病毒。我們對政府抗疫不宜有太多期望，但必須警惕政權以抗疫之名膨脹自己權力。亦因為如此，雖然艱苦，市民也真的要做好防疫措施，自覺減少社交活動，不要因為個人一時之快，令全社會甚至我們的下一代付出不成比例的高昂代價。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