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三權分立爭論遺漏的兩大問題

林鄭月娥長篇大論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煞有介事，還説自己撥亂反正。她好像忘記了自2007年起她已經是問責官員，後來還做過親自處理政制檢討的政務司長。對所謂「亂」，她不是應該負上相當大的責任嗎？現時忽現變「正」，毫無愧色，香港人怎能不嗤之以鼻？

多年前，中共官員已經説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但特區政府官員如此鮮明地講還是第一次，而且看來並沒有做好宣傳部署。很多官方文獻都説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縱使怱忙下架，仍是眾所周知。一眾親北京的頭面人物雖然為林鄭護航，但也有淡化爭議的傾向，甚至有説不必對字眼執着。林鄭和楊潤雄這些原來受港英培養的官員作為中共代言人的道行還未夠。也許他們看了一些中共討論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關係的文件後如獲至寶，馬上跳出來「撥亂反正」以領功。一眾比較了解國情的親北京政客反而較低調處理這個課題，是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問題挖深下去，祗會讓人更清楚看到一國兩制的衰亡。

在這場有關三權分立的爭論中，香港有很多學者、法律界人士、評論員很認真地討論什麼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相互關係等等，但沒有觸及兩個核心問題，亦因此只能與中共官員各説各話。

中共一元化領導

第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國情的ABC。這就是中共一元化領導，或者以香港常用語來説就是一黨專政。

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課題是黨和政府的關係。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政改的黃金時期。1987年，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宣布實行「黨政分開」。這個改革的要點是黨機構的主要功能是制訂政策，具體施政就由政府部門負責。如果過去30多年中國政治體制循這個方向繼續改革，就會較接近權力分置、互相制衡的現代政體。

六四事件腰斬了中國政改的進程。「黨政分開」成為空話。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逆轉改革，以黨凌駕一切、黨領導一切。2017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時任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的王歧山在北京團會議發言時強調，「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還説「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是否跟林鄭近期遣詞用字很相似？）

2018年2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談及黨政關係。他説，「處理好黨政關係，首先要堅持黨的領導，在這個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無論怎麼分工，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

全面管治

在中國大陸，中共一元化領導，眾所周知。但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三權是否分立跟這有什麼關係？否定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的人經常以香港的自治權是中央授予作為理據，但又解釋不到兩者的關係。這是因為爭論沒有觸及另外一個核心問題：全面管治。

如果北京授權香港自治之後，就與香港內部事務保持距離，香港或許有可能實行三權分立。但自回歸以來，北京從來沒有放心讓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2003年香港公民社會展示出制約特區政府的強大力量後，北京開始加深對香港事務的介入。至2014年，北京確立「全面管治」方針。當時香港人還未充分理解這個方針的意思，就是無論行政、立法、司法、意識形態、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公民社會等等，全部都要由北京一元化領導。

根據北京的邏輯，中央授予香港自治權，就有監督、指導香港的權力。那麼誰是中央？按照《基本法》，中央是中央人民政府，但按照中國國情，黨中央才是中央。有一個對香港一國兩制至關重要的組織，《基本法》卻隻字不提，它就是中國共產黨。全面管治香港，其實是中共全面管治。中共實行一元化領導，會把工作分派給特區不同的機關做，但正如習近平説，「無論怎麼分工，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全面管治加上中共一元化領導，三權分立還可以有生存空間嗎？

《基本法》「遺漏」了中國共產黨，當然不是偶然。這是為了令香港人與國際社會相信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會維持不變。現實上，香港的制度已經邁向成為「新時代中共領導下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過，北京似乎還是想保住一國兩制的招牌，盡享香港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林鄭戰狼式的挑起爭議，對北京是弊多於利也説不定。

最可笑的是，林鄭以為特首職位真的超然，以為自己一人之下，750萬人之上。按照「分工」的道理，其實她的工作多少、權力有多大，都只不過是北京分配，跟其他機關沒有根本分别。有分别的倒反而是，她是由北京直接任命，也可以是直接廢除。如果權力和自由意志是有關係的話，這個弄權的人才是最欠缺真權力的人。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