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中有景：唐代十棱鳯凰蓮紋鎏金盤的珍藏

唐代金銀器獨特之處，在於每件器皿均經工匠悉心錘揲鏨刻而成，錘揲力度的大小，鏨刻線條的深淺，足以令原物就算按原來圖紙式様行事，也打造不出兩件完全相同的作品。再加上造型的多元，紋飾的變化，以及製作銳意追求突破，唐代金銀器深刻地展示了中國製器技術的成熟階段。作為盛世的器物，它善於揉合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質，外觀上別具氣派，也是現今最能反映中國古代文化活力的一代國寶。例如香港古月堂珍藏的唐代十棱鳯凰蓮紋鎏金盤，便是唐前期金銀器的傑作，它不但展現了器物設計的美態，並且將中西融合的層次推向極至。以工藝技術及風格而論，它與唐前期的何家村窖藏可謂一脈相承，中國的皇室象徵、佛教的精神意念、波斯薩珊徽章式紋様，均可在此器物的天地中體會，完好保存着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中國的皇室象徵

古月堂的鎏金盤囗徑9米，高2釐米、底寬6米，重403克。此盤為淺腹之盤，一般用以盛放體積較輕巧之物，其裝飾成分較高，故鏨紋對象相當豐富。其器物設計以十棱花型為主調，自上而下大致分為三個層次：（1）盤囗之處，飾以凸起的粗邊，由盤邊至盤囗維持約2釐米等距的寛度，方便鏨刻魚子、忍冬花及纏枝等紋飾； （2）按盤邊各棱，錘揲上寛下窄的內凹花瓣，總為十瓣。各瓣之上，皆鏨刻寶團花紋，此團花由前後兩花組成，前部之花擁四片大葉，後部之花有左右兩葉伸出；（3）底部位置鏨刻一徽章式紋樣，其製法是先沿盤底鏨一細葉蓮紋，再焊接通過模冲的金屬，造出內底與外底兩層。（圖 一）模冲的浮雕圖案極其複雜細緻，它的主題是一對鳯凰彼此相顧，雙翅伸展，作右左飛翔盤旋之狀，呈示了彎長而豐滿的尾部。在鳳凰之間，密布了纏枝的蓮花，而鳳凰之外圍亦由蓮花和纏枝圓繞，形成鮮明的中心部分。（圖 二）

佛教的精神意念

從全盤的布局而言，匠工講求內盤的格調，盡力把金盤的紋飾創作成不同的景區。由外部細密的花蔓，到形象鮮明的團花，都是以陰刻的形式表達，目的是使閱之者更留意盤中心的鳳凰浮雕。此一效果絕對成功，密地魚子和蓮花處處，構圖充實之餘，並沒有搶佔雙鳥的主角地位。鳳凰身上格紋清晰、翼部尾部節伸延，展現了高貴的飛翔狀態，因而更形空間感。不僅如此，由於第二區的寶花團與第三區的圓形徽章間，故意留下未經鏨刻的光潤部分，因而在鎏金的效果下，自成十塊尖葉的拋光區域，增加了淺盤的層次感。（圖 三）把盤反轉觀之，原先繁花盡露、鳳凰展翅的百態在底部完全消失，它呈現的是錘揲後的金屬本體，在十棱下盡現十瓣外凸的花型。匠人作此部署，當反映一種繁簡對比的視效，大千世界的表相錯緃複雜，但在佛法的心靈洗滴下，一切浮華皆為虚妄，澄徹光亮的金體令人意識回歸佛祖法蓮，可謂反璞歸真。（圖 四）

波斯薩珊徽章式紋様

此鎏金盤的內部凹槽特别明顯，各槽彷彿由葉脈相隔，產生十瓣寶花。類此的凹瓣製作，過去在陝西歷史博物館的收藏中可以找到，例如唐鎏金鳳凰銀盤就是一例。此盤出土於西安北郊坑底村，呈六瓣型，寬折沿，也是淺腹平底。內底中心鏨一對飛翔的鳯凰，空間填滿寶花。腹分六瓣，每瓣中飾寶相花一簇，寬沿上飾雙鳥銜蝶六對，與六簇寶相花相間排列。（圖 五）兩盤比較，古月堂的花瓣設計更多，後者卻將各瓣陰刻寶相花之凹位，都用來陽刻為浮雕式的寶相花紋，因而由原來三層變為只有寛沿和盤底兩個部分。此外，在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出土中，也有唐代鎏金獅紋銀盤。其盤形如上述六棱製作，盤中見端坐的獅子，神態威猛，狮子周圍鏨刻六組寶團花，盤囗沿也錘出六組花卉，紋飾部分皆作鎏金。（圖 六）凡此可見，六棱花盤為淺腹盤的流行設計，把六瓣增闢成十瓣，不得不精準計算各小區的鏨刻面積。以陰刻之法代替陽刻，既可省位，新增一層的空間，也就更能穾顯中心區刻的構圖，不至被其他紋飾擾亂視線。

筆者相信，愈是進入唐代盛世，寶相花紋的鏨飾愈為大行其道。這種花團錦簇之貌或由慣見牡丹、蓮花等多瓣花卉的基本概念而來，再加入幾何的繁衍圖案，廣泛應用於宮廷器物之上，喻意生活的美滿祝福。蓋寶花鏨刻需時，忍冬花蔓的細節也極為講究，加上中心景觀強烈保留着波斯薩珊王朝的徽様，創作者不得不在陰刻與明刻，主客的配搭層次上加以調協，於是又創造了新式的混血品種。

趙雨樂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專攻東洋史學），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前教授、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業協會主席。以家族古月堂收藏之故，對古今地方掌故、書畫、陶瓷、金石、銘刻，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著有《九龍城：香港地域研究之一》、《文才武略：唐宋時期的國家危機與管治精英》等。曾教授中國文化、歷史與旅遊、中國中古史、中國近世史、香港史、歷代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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