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監察 政府不是獲益者
公眾不要誤會監察是政府的樂事。舉例來說，參與國際大型監測系統的政府，也要巨大的勇氣及承擔。
美國在大型 PISA（一項集數十個國家的15歲小孩學習能力的比較研究）中，表現令人失望，教育部長 Duncan 就曾多次整天坐在學術研討會中，受學者、其他表現較佳國家代表，「教訓」他如何改善美國教育。要是美國退出 PISA，Duncan 肯定樂得清靜。我也聽說在 PISA 研究中，學生表現很差的另一個大國，每次 PISA 公布結果，他們的教育部長總是很不高興地將結果塞進抽屜裏，看也不看。
監測總是會暴露了系統內大大小小的各類問題，也是要求政府扶貧助弱的依據。很多事物總是雙刃劍，有利亦有弊。綜觀來看，甚至結合亞洲的經驗，有監測仍是比沒監測好。
問題核心：升上著名中學的競爭
既然 TSA 對學生是零風險，教育局也不發學校排名榜，那麼操練壓力由何而來？讓我們重溫過往數十年，香港小學生操練壓力的變化。
1977年及以前，小學生是憑自己在一次公開的升中試（1962年前稱小學會考）成績，決定派位先後次序。一試定生死，故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自1978年開始，學生改用五年級下學期及六年級全年校內試成績，作為派位先後次序依據。但是各學校試卷難度及評分鬆緊不一，故此所有小六學生必須參加一個公開的學業能力測驗（Academic Aptitude Test，AAT），作為調高或調低各校成績的依據，再作派位。
AAT 刻意不考核課程內容，試題較像推理測驗，而考試成績也不算在考生個人成績上，只用於計算及調整學校下一屆學生的成績，所以對學生壓力大減，也獲得社會讚賞，相傳這傑作出自當時的教育署長李越挺。
不過家長對壓力的定義及想法也隨時代改變，到2000年教改討論時，升中考試壓力問題又再提至議程上。當時任教統局局長的羅范椒芬更藝高人膽大，憑理想去改革，在還沒有替代方案之時，亦不理會最終能否有實際可行解決方案之情況下，宣布取消學能試 AAT。
升中學的操練壓力，其實是不斷減少中。
原刊於星島日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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