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往何處去？

執筆之時，據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等媒體報道，4名香港大學學生8月18日早上被警方拘捕，包括香港大學學生會剛辭職的會長、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及文學院學生會前外務副主席等，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拘捕行動針對7月7日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一次緊急會議上，「有人宣揚恐怖主義」，事態嚴重。

港大學生會歷史悠久，因無知斷送優良傳統

港大學生會及評議會一個無知的決定，不但終結了學生會與大學的百年密切關係，也可能葬送了多少參與學生的前途，令人惋惜。我作為曾經停學一年服務學生會的前幹事，早前看到大學職員迅速把港大學生會招牌字樣拆掉的一幕，非常痛心。回看這個與港大共同成長的學生組織過去110年的歷史變遷，好像一夜之間在校園消失，難以釋懷。

香港大學於1911年創辦，今年慶祝110周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學府。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前身香港大學聯會於1912年成立，當時大學只有醫科及新成立的工科，有54名學生，聯會成員包括講師與學生，早期屬於一個師生聯誼會，提供體育及社交活動。

學生會早年並沒有會址及辦公地方，1916年大學考慮興建一座學生會大樓，透過公眾籌款及大學借貸共數萬元，大樓於1919年底啟用，即今日孔慶熒樓現址，是學生組織的一個里程碑。二十年代學生會籌辦的一個重要活動是1923年邀請 國父孫中山先生到港大演講，學生會會長、何東之子何世儉親自陪同。

港大學生會與時並進，承擔知識分子應有角色

三十年代港大學生在支援內地抗日作出了實質的貢獻，港大辦學宗旨之一「為中國而立」得到充分的體現。日本侵略香港淪陷期間，港大不少師生輾轉回到中國內地繼續學業及服務。1945年，學生會從幾乎淪為廢墟的港大重新組織起來。1947年，第一屆戰後的學生會幹事選出。

1949年9月，學生會在校方的幫助下，正式獨立註冊為法人團體，命名為香港大學學生會，直至今天，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發展。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最高學府，港大學生會在50年代並不關心中國的情況，較關心香港的複雜社會問題，1958年成立社會服務團，學生在摸索自己的道路。

六十年代港大學生會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經學生會多方籌集善款而建成的新學生會大樓在1961年11月啟用，矗立在今圖書館舊大樓側，樓高三層，為學生提供多類型的福利設施與服務。之後學生會的組織架構更趨完善，隨著學生人數增加，學生會在參與大學校政亦受到校方接受。

自六十年代開始，港大學生會對社會事務也積極參與，1965年爭取中文成為學生會法定語言、1966年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對1967年六七暴動的批評、1968年聲援捷克人民自由運動，反對蘇聯入侵。1969年學生會也推動大學檢討研究大學貸款的行政方法與經費，向政府提交報告。同年5月立法局通過一個大學生經濟援助計劃，沿用至今。

七十年代是被人譽為香港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港大學生會在全港學界一直擔當積極而活躍的角色，對校內、社會、中國以至世界局勢都有關注。1970年學生會參加了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持。1971年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港大以至各大專校院學生開始關心中國的政治及社會發展。

1972年校內醞釀一股大學改革的氣氛，學生會對大學未來的發展提出不少改革意見，送給新到任的首位由港大校友出任的華人校長黃麗松教授。我翻查了70年代多本學生會年刊，真正感受到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大學生要求大學教育要與香港實際結合，要服務社會，認識中國。這段期間學界出現了社會派與國粹派，對參與社會事務的態度及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出現分歧。70年代的學生會競選氣氛激烈，多次出現兩閣競爭的局面。

時勢變化風起雲湧，會務發展備受關注

學生會踏入80年代又有新的發展。隨着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已有20多年歷史的學生會大樓不敷應用，而校方計劃分期改建校園，與學生會商討交換條件，拆掉大樓興建圖書館新翼，在校園西翼的徐朗星文娛中心撥出相應的樓面面積作為補償。1985年11月港督尤德爵士主持開幕典禮，標誌學生會另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1986年我出任學生會內務副會長，正好遇上學生會新總部啟用，舊大樓的「團結一致 獨立自主」石碑也搬到新址。80年代初關於香港前途的問題日益迫切，學生會提出了不少言論，堅持港人治港的信念，先後致函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及中國總理趙紫陽，並制訂《香港前途宣言》，關注《基本法》對香港民主、法治、自由及人權的保障。

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變了學界對中國的態度，成為一個至今解不開的死結，也令香港1997回歸蒙上陰影，一國兩制的實施一直受到考驗。

最近被查封的學生會會址，是港大興建百周年校園拆卸原學生會總部作出補償的。2013年1月18日，香港大學學生會慶祝100周年，超過200位歷屆幹事及嘉賓出席。過去學生會培養出大批領袖人才，在各個領域發光發熱。

港大最近因爲一批不成熟的學生代表犯了嚴重錯誤而不承認學生會的地位，變成校外組織，終結過百年的夥伴關係，是否過於草率？沒收學生會總部有沒有違反當年與學生會的補償協議？值得探究。一間排名世界前列的百年學府失去了學生自治的機制，將來會培養出怎樣的人才？值得反思。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文灼非

現任灼見名家傳媒社長及行政總裁。之前在《信報》服務超過20年，先後出任日報政治評論版編輯、助理總編輯、《信報財經月刊》總編輯。香港大學文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政治與行政）。1994年獲獎學金赴美國佛羅里達洲The 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修讀傳媒管理課程。2000年同時獲選為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學人（Nieman Fellow）及史丹福大學奈特新聞學人（Knight Fellow），當年決定赴史丹福遊學一年。2007-2016年擔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兼校董。2006-2010年任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會長，現任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外務委員會委員。其他公職包括香港浸會大學校長策略顧問委員會成員、嶺南大學中文系顧問、香港書展顧問委員會成員等。2011-12年獲花旗獎學金入讀清華大學EMBA媒體班。作品有《香江百人志》、《名家論中國》、《中國采風》、《香港情懷》、《採訪心影錄》、《同學@香港》等。2016年獲頒香港大學名譽大學院士。2019年12月獲香港恒生大學頒發君子企業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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