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化品牌

自小愛打書釘，近日被報道三中商的其中兩家，是小書店和外文書店以外，我常看書買書的地方。由於在門市接觸他們友善的前線員工多年，於政府工作時又認識了他們一些作者與用心的出版同事，故看到帶有誤解的觀點，不禁感到一絲惋惜無奈。

建館逾百年，對近代文化教育影響深遠

三家書店的中資背景，業界和關心的讀者朋友大多早已知曉，在維基網上搜尋其中一家書店，其母公司資料亦完全公開，不是什麼秘密。現時國有資產的股權架構，與其說是控制出版的陽謀，不如說是近代中國崎嶇的國難使然，當中任何一家書店的歷史，都比新中國悠長，與香港亦淵源深厚，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文化品牌，更皆已逾百年，應當珍惜保護。

歷史最悠久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首家現代出版機構，由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於1897年在上海創立，目標是「昌明教育，開啟民智」，初期承印商業簿記賬本等印務，故名商務，數年後設印刷、編譯及發行所，邀請張元濟等文化人入股。張為翰林出身，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延請不少知名學者如蔡元培、高夢旦、杜亞泉、鄺富灼等參與編輯出版，先後發行中國第一部小學教科書《最新教科書》、首部新式辭書《辭源》、嚴復譯《群學肄言》、校印《四部叢刊》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影響近代文化教育深遠。

1914年創辦人夏瑞芳遇刺身亡，同年香港分館成立，二十年代王雲五經胡適推薦加盟，後擔任總經理，業務擴展至新高峰，惜1932年日軍空襲此遠東最大出版社，連帶其東方圖書館幾十萬冊孤本善本古籍盡毀，片紙不存，幸國內外友人協力營救得以復業，但元氣已大傷規模萎縮，二戰時又再遭日軍劫掠書籍被抄，歷盡困難才重現今天實力，在兩岸四地和國際上屢獲肯定。

經幾代努力創立，雲集專家起「教科書革命」

中華書局則成立於1912年，緣起時任商務出版部的陸費逵、戴克敦與陳寅等，於辛亥革命前夕約請編輯人員撰寫新教科書，宗旨為「弘揚中華文化，普及民智教育」，提倡「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雲集專家學者如梁啟超、于右任、徐志摩、錢歌川、舒新城等，出版了《中華教科書》、《中華大字典》、《辭海》、《四部備要》等深具影響的書籍。香港分局於1927年成立，擁有印鈔部，以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凹凸版機專印有價證券、鈔票、郵票等票據，享譽海內外，為民間第二大出版機構。抗日期間，商務及其圖書館被戰火摧毀，中華書局圖書館遂成民間藏書最多地方，藏量達50餘萬冊。

最年輕的三聯書店，前身是生活書店（鄒韜奮、徐伯昕等1932年創辦）、讀書出版社（李公樸、柳湜、艾思奇、黃洛峰等1934年創辦）和新知書店（錢俊瑞、姜君辰、薛暮橋、華應申等1935年創辦）這三家當時上海著名出版社，於民族苦難期間奮力宣傳抗日，1948年在香港合併成立「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三聯書店」。開業初期只是皇后大道中一家樓上書店，地方破舊不堪，上落常格格作響，其後數遷其店，至七八十年代才有較理想選址，經幾代文化人奮鬥不懈，以「知識就是力量」、「愛生活．讀好書．求新知」及現在的「人文關懷．生活品味」為宗旨，才建立起今天的出版與銷售能力，旗下圖書得獎無數。

大型書商應堅持守護好書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三家書店成為國有出版社，股權結構其後隨國家開放推行股份制演變成現今模樣，期間一代又一代文化人與同工艱苦努力，促使其獨立業務持續發展成長，推進香港出版事業和文化生態建設，曾培育的香港作者不計其數，不少成為獨當一面的學者和文化人。

今天各書店銷售書籍所反映的，實際是市場需求，主要圍繞有關生活和實用主題，包括旅遊飲食、養生勵志、教科書和補充練習等，其次是經濟商業及文學語言。這與過江龍誠品書店基本一致，其去年在港銷售圖書前三位也是生活、人文科學和文學，最終還是按市場規律運作。店內的政治歷史哲學書左中右皆有，有獨立出版社的書籍，亦曾為不少非建制作者出書，當然真正冷門書，還是要找專門小店。市場激烈競爭下，近年售賣文具與精品的面積比例好像較多，猜想是要保持盈利支持艱難的文化出版，若真要挑剔，反而覺得大型書商應該守護對好書的堅持，不要輕易隨波逐流。

獨立出版向來困難，文化應超越政治

出版與言論自由是香港重要基石，我們城市可貴之處就是可以閱讀從最左到最右的書籍。只是，若要面向普羅大眾的大型書店不辨需求推銷出版刊物，不購買不上架就等同打壓，便有點兒強人所難。現實世界非單循線性軌跡運行，獨立出版的困難由來已久，多少是由於作為讀者的我們與實體書漸行漸遠？還是可惡的租金令文化事業日益舉步維艱？

懇請讓文化超越政治，不必把百年品牌捲進流言蜚語，當從書刊質量定高下。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