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丹夢佛緣

白先勇總也不老。

白白淨淨的樣貌，兩抹紅暈停在頰上，喜氣盈盈。

漂泊台北，少年寂寞，客居異鄉，

他是歲月裏飄揚的棉絮，終生在文化苦旅中找尋美的意義。

國殤父念，眉宇間的一抹憂鬱道出他的溫柔。

手拈牡丹，身披紅袍，

他在皚皚白雪中走過，用動人的文字道出人世間無言的痛楚。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予斷井頹垣。

他在路的盡頭回眸一笑，似青春倩影，似繁華入夢。

在台北，打開時光寶盒

7月3日的午後，台北暴雨。

我和攝影師扛着濕漉漉的器材，衝上了計程車。2點50分，手機那頭傳來白先勇有力的聲音，告知訪問需延後半小時。下車後，因為沒有帶傘，我們跑進他家樓下的便利店躲雨。無言的等待中，站我身旁抽煙的台灣大叔，吐出一個又一個煙圈，我望向對面灰沉沉的老房子，感覺有些不太真實。

白先勇的家，在大安區復興南路一帶，距離國父紀念館很近。社區裏的店鋪小館很多，人潮熙攘往來，生活甚是方便。見陌生人時，白先勇喜歡約對方去附近的咖啡館「相思李舍」閒談，但這次相邀往他住家做客，着實讓我興奮了好幾周。

3點半，天空的忽然放晴給我了大大的鼓舞。如約出現在電梯口，發現虛掩的門外，已放置着兩雙竹編拖鞋。門扉打開，一身密格紋襯衫和深藍西褲的白先勇煞是精神，熱情洋溢。家裏顯然是剛翻新不久，典雅舒爽，沒有太多的生活雜物。客廳裏一張深棕色沙發、兩把翠鳥綠圓椅和實木茶几，摩登感頓顯，兩盆嬌豔的紫蝴蝶蘭被放在當眼位置。白先勇坐在飯廳的圓桌旁，翻看我帶來的雜誌，身後狹長的書廊裏，整齊排列着他這些年來出版的各類著作，一本本看過去，逐漸又出現《可蘭經》、《大藏經》，蔣勳、龍應台、三毛……後輩作家們的著書也一應俱全。

見我盯着地上立的兩幅字，他着我幫忙把框上的泡泡紙拆下，邊說：「這是徐悲鴻1937年寫給我父親的。當時蔣（介石）號召全國抗日，我父親第一個響應，從廣西飛到南京。他（徐悲鴻）後面題的字很有意思，是當時一幫大家對抗戰寄予的厚望。」我禁不住連聲感歎。他的家，如時光寶盒般讓人好奇，被時代烙上印記的物件太多，於他也許只是家事瑣事，但外人看去，卻有一種細觸歷史的震撼，可遇而不可求。

幾日前，白先勇才剛從吉隆玻領獎回台。剛滿80歲的他，面色紅潤，健步如飛，身上全無老年人的「遲暮感」，語速反應靈敏得很。聽到我跟攝影師在用粵語討論拍攝位置，他馬上興奮地加入：「我以前喺香港住過架，喺九龍讀過書，喇沙書院！」那是1949年的9月，內戰剛剛爆發，國民黨節節敗退，白家經漢口、廣州，最後逃到香港，一停就是四年。當時他不過12歲，住在尖沙咀金馬倫道，先後入讀九龍塘小學與喇沙書院。當時他肺病剛養好不久，性格變得孤僻，平常也不大願意說話。結果來港後有了同學玩伴，常常一群人跑去深水灣、淺水灣游泳，到牛奶公司和安樂園吃雪糕，和家人看紅線女、薛覺先，於是原本熱情開朗的一面又被激發出來，粵語也是那時被逼着學會的。

他打開書房的燈，側過頭問：「我哋喺呢度訪問好唔好？」我點頭，稱讚他保養得宜，活力四射，他大笑說：「哎呀，我已經係伯爺公（老頭子）了。」調皮的語氣裏，帶了一種對晚輩的慈愛。坐進墨綠色閱讀椅，他把繡着金色雛菊的靠枕放在腰間，指着地上的三幅油畫說：「這是溪松送我的，你看，多乾淨。他修行開始得早，佛家裏面所講的空，他都在畫裏表現出來了。」談起老友，他不免面露開懷，兩人如今都是佛門中人，相識超過50載，白先勇還曾寫過一篇《走過光陰，歸於平淡》的散文致敬溪松，憶述他學佛路上的點滴往事，用情真摯。

「白老師，什麼都可以問嗎？」我小心地詢問，他托着臉笑起來：「什麼都可以啊，只要我能回答得出來！」微垂的眼睛光彩閃爍，模樣純真如孩童。

姹紫嫣紅，14年後的夢回

去年4月末，台中國家歌劇院連續三天上演蘇州崑劇院全本《牡丹亭》，這是時隔14年後，這部經典之作再度登錄寶島。

在新派建築裏欣賞400多年前的《人鬼情未了》，我將其解讀為現代人的「浪漫回歸」。與友人穿梭會場，一批批穿戴華麗的長輩高聲談笑，而年輕的面孔，則雀躍地四處顧盼，充滿期待。第一夜，故事在迭起的高潮中落幕，不止的掌聲中，白先勇踏着自信的大步子亮相舞台，興奮地朝台下頻頻揮手。「謝謝大家，我們又回來了！」他激動地宣佈，卻很快被更大的掌聲蓋過話音。

三個晚上，他看足全本，眾人在休場間隙逮住他簽名合照，他一一滿足過來，沒有保鏢助手，每一張臉龐他都注目，別人講給他的話也都認真回應，兩頰粉撲撲的，讓人自然地想要親近。九個小時的演出，予我這般頭次看戲的年輕人，崑曲之美，一如18歲少女的耳邊呢喃，細碎輕柔，動人心弦。戲中少女杜麗娘春遊花園，牡丹亭下夢一書生柳夢梅，夢裏傾心交歡，醒來悵然所失，抑鬱而亡。少女離魂歸天，十二花神前來迎接，仙樂飄飄，曼舞翩翩。兩人歷經段段磨難，起死回生，終成眷屬。最後一幕，麗娘身披大紅斗篷走向舞台深處，手撚白梅，驀然回首，竟美得攝人心魄。

我告訴白先勇前去看戲一事，他開心地大力拍桌：「你去了？你三天都去了？怎麼樣，美不美?」他拔高音量，顯得驚喜無比。時至今日，青春版《牡丹亭》世界巡演三百多場，接觸到的觀眾已達40萬。「要讓崑曲進校園！」這是他的願望，也最終做到了，還做得這樣好，許多學生明知討不到座位，卻甘願站着把戲看完。「哎呀累死了，說真的。戲裏戲外有80多個團體參與其中，太複雜，太難了。」他笑着抱怨，「可是呢，我想我和《牡丹亭》還是有緣分在的。」他忽然坐直了腰身，把音量收小。

那是1945年底的上海，抗日戰爭剛剛結束，九歲的白先勇跟在母親馬佩璋身後，第一次步入了美琪大戲院。賣黑石票（黃牛票）的販子們，在門口開出一根金條一張的天價，那是一連四天的演出，闊別八年，梅蘭芳攜手俞振飛再度登台，霎時在上海灘引起了極大轟動。小小的白先勇坐在觀眾席上瞪着圓眼，舉着腦袋，麗人們身披華服，踱着碎步翩躚而入，綿軟的唱腔，斑斕的色彩，一下子捕捉了這個少年的心。那一夜，名角兒們唱的是《遊園驚夢》，牡丹情緣，就這樣在他的心底紮下了根。

「1948年我們家離開上海，再回去是1987年的事了，我去復旦大學當訪問教授。隔了39年沒回大陸，那種感覺啊，人生經過了多少的反覆和顛簸。那回我又去看了一次崑曲，看的是《長生殿》，上海崑劇院演的。當時我一看，經過文革十年，大陸居然還有崑曲，那種興奮和感動是難以言喻的。那一場他們演的非常好，演完了我跳起來鼓掌，我在想，我們國家的崑曲藝術經過傷害居然還能保留，還大放光明，中國文化還有希望！我就覺得這樣了不得的藝術，一定不可以讓它式微下去。」白先勇說。

2000年一次突發的心肌梗塞，讓他更加堅信《牡丹亭》與自己的羈絆之深。他鍾愛茶花，在美國聖塔芭芭拉的寓所遍植名種。一日炎夏午後，他突然心血來潮想給其中一盆加土，結果伸手一搬，心臟頓覺不適，緊急送院檢查，發現左冠狀動脈竟阻塞了99%，只得馬上開刀，命懸一線。「那兩盆花是佛茶，英文名就叫Buddha，佛陀。花朵是粉紅色的，中間有黃色的蕊，就像蓮花一樣。每次看到它們，都想說換換泥吧，但是一直都沒去做，結果上天冥冥中就有了這樣的安排。」他說。「發病前的一個月，我去京都33間堂，裏面供着800尊觀音。我本來就對觀音很親，我上香，忍不住掉眼淚，那種掉淚就是一種受了菩薩的護佑。所以我就在想，上天讓我活下來，一定是要讓我去做一些事的，有未盡之業。就想到了崑曲。」

14年光陰，他把俞玖林、沈豐英送上了梅花獎的領獎台，加入話劇和電影元素讓崑曲還魂，在港中文和台大開設崑曲課，吸引大批學生旁聽……「當年我在台大讀外文系，接觸的就是西方文學、現代主義，卡夫卡啊，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啊，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啊，很迷他們的！然後還愛看法國新浪潮電影、荒謬劇場等等。再後來我去美國教書，反而是教中國文學，那時已有了西方文學的視點，所以回頭看自己民族的傳統，立刻有了新的感受、新的比較。」

「在我看來，崑曲是最能表現中國傳統美學抒情、寫意、象徵、詩化的一種藝術。它能以最簡樸的舞台表現最繁複的情感。一把摺扇，可以扇活滿台花花草草，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是任何現代文化都沒法比的。」他動情地說。也正如湯顯祖筆下的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白先勇對崑曲的熱愛，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憶往昔，填不滿的是鄉愁

叮鈴鈴，叮鈴鈴，電話在中途不適時地響起，白先勇接起來，一口流利的桂林話脫口而出，臉上紅暈兩抹，愈講愈興奮。他在南寧出生，不滿周歲便被抱到桂林，一直住到七歲才離開。如今每次回去，他總要住榕湖飯店，到兒時住過的白公館逛逛，去花橋找地道的桂林米粉。他吃米粉要放油爆辣椒和些許蒜米、酥豆，管你米粉堆得碗高，那雙筷子照樣上下自如地攪動打翻，而不讓佐料掉出來。這大概是老桂林人的一種飲食本事，邊吃還邊說：「過癮，過癮！」他每餐要吃兩、三碗，身邊人總怕他吃撐吃膩，他笑笑說：「這是鄉愁引起的原始性饑渴，填不飽的！」

童年歲月，也是抗戰歲月，只不過那時年紀小，覺得整天躲警報也叫好玩。日軍的飛機一來，全家人就跑到家後面的風洞山（現在叫疊彩山）躲起來，半夜一兩點被傭人叫醒，也是常有的事。家裏花園很大，芍藥、菊花、月季，還有白玉蘭暗夜飄香。「我們曾經住在桂林鐵佛寺，在中山北路和東鎮路的交界。房子旁邊有片樹林，還有一個小湖，環境很好。有一次，一群泥水匠給我們修房子，日軍飛機突然到來，一個泥水匠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條腿飛到樹上去了，很慘。」他眉頭緊皺地說。

1944年夏天，日軍空襲不分軍民，到處轟炸，桂林霎時變為一片火海。母親馬佩璋帶着全家80多口人逃往重慶，日軍一路追趕，火車走走停停，到處是潰敗的傷病和迷茫的路人。「有一次我姨婆和她孫子下去買東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來了，兩人來不及上車，我們就再也沒見過他們。」白先勇說。他想起抗日打勝仗那一年辦的盛宴，父親軍裝筆挺，母親一襲紅底旗袍，光彩照人。歲月輾轉，他從大陸走到台灣，再從台灣走向美國，他步履輕盈，卻終是留下沉重的痕跡。偶爾午夜夢回，故鄉的雲彩依然飄動，父親騎着高大的戰馬回家，低頭朝他微笑。

我問他，究竟心底裏何處是家？他微微歎了口氣，有點憂鬱，卻又像釋懷：「桂林是我原來的地方，台北感情很深，好多親友在這裏，美國住了幾十年，有一定的attachment（連結），家在哪裏呢？我想文化才是我的家。」耄耋之年，他早已學會與記憶和解，「我經過的整個歷史，在1949年有了大反轉。看到了人世間的起起伏伏，明白得太早，有好，也有不好。我真正的童年時光很少很少，生下來就逃日本人，長大了又逃共產黨，患肺病被隔離了許多年，也看了很多人世間的無常。當時我20多歲寫《台北人》，到現在我也覺得不可思議，很怪的，滄桑得不得了，那應該是我現在的年紀才該有的心情啊。（笑）」

樹猶如此，最好的時光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白先勇把劉禹錫的這首《烏衣巷》放在《台北人》的首頁，他筆下不老的尹雪豔、潑辣的金大班、失落的余教授、癡傻的李家少爺……一代人的顛沛流離，那些慢慢消逝的生活方式，如慢格電影一樣在他的文字中重播。他憐惜這些人物，如同憐惜自己的命運般，新愁舊念，人間悲憫，終是化作時代的沙塵，褪下顏色。

三年前我第一次讀到《第六隻手指》，他紀念三姐白先明，兄弟姐妹中最親近的一個，卻最終患上精神分裂症，成為家中十子裏最先去的人。「父親把明姐叫蘋果妹，因為她長得圓頭圓臉，一派天真。事實上明姐一直沒有長大過，也拒絕長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進去。她的一生，其實只是她童真的無限延長，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個小女孩。」「10月23號的噩耗傳來，其實心理早已有了準備，然而仍舊悲不自勝，我悲痛明姐的早逝，更悲痛她一生的不幸。她以童貞之身來，童貞之身去，在這個世上孤獨地度過了49個年頭。」不知不覺中，讀完已是淚痕滿面，久久不止。

我邀他起身到陽台外拍些小景，他有些猶豫，卻還是滿足請求，兩手交握，目光遠眺，眉心微微蹙起，在眼底化開淡淡的溫柔與悲涼。1992 年，他的摯友王國祥因「再生障礙性貧血」復發，白先勇費勁心血遍尋名醫良方，卻最終不敵病魔摧殘，在加護病房送摯愛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禦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王國祥離世六年後，他在《樹猶如此》中懷念故人，1954年的夏天，17歲的兩人在匆匆趕往補習班的樓梯上，撞個滿懷，從此來往相交38年，是摯友，是戀人，也最終成為彼此生命中最濃的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