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政治

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擴散，已經成為全球主要威脅，香港過去兩個多月的經歷，正在其他國家不斷重演──先是政府避重就輕、試圖淡化事件，到疫情惡化、民眾恐慌，超市和商店出現搶購物資潮，防疫用品和食物都成為搶購對象，用作防護的口罩更是一罩難求。

早前「說三道四」揶揄香港人搶購是「低能」的新加坡貿工部長，看見美國、歐洲以至新加坡都先後出現搶購物資時，應該明白群眾對瘟疫恐慌是人之常情，嘲笑別人者自己也很「低能」！

人類歷史上有兩件事一旦發生，政府的責任是逃不掉的，一是戰爭，一是瘟疫。戰爭有時候是被動的，例如抵抗入侵；也有主動的，例如掠奪資源，或政府故意開戰轉移人民的注意力、提高領袖的威望。戰爭要解決的，往往是政治問題。

政府淡化處理  不想民眾洞悉「束手無策」

瘟疫是被動的，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懲罰，本應是天災，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抗疫表現都令人民失望，天災往往變成人禍。到最後，瘟疫也離不開政治。

天災非人力所能抗拒，但和瘟疫不同，其他天災如地震、海嘯、颱風、火山爆發等，都是瞬間之事，不論後果如何嚴重，但很快就會結束。瘟疫則不同，從醞釀、爆發、蔓延到遏制，不但時間長，而且每個環節都要政府全力投入，如果處理不力，天災就會成為人禍。

歷史上，這種天災人禍的慘劇數不在少。西元前430至427年的「雅典瘟疫」（Plague of Athens），初起時由於雅典人的長期偏見，認為疫情是因斯巴達內奸在蓄水池投毒，故此向對方興兵討伐，大開殺戒，反而沒有仔細研究疫症的源頭和起因，最後釀成慘劇，雅典近一半人口喪生（參考〈看世界名畫中的瘟疫〉，天壇筆記，2020年2月13日〉。

我國的瘟疫，往往是王朝覆亡的最後一根稻草。電影《大明劫》2013年在內地上映時引起熱議，片中主角一個是將軍孫傳庭，他奉命抗擊李自成，哀兵上陣，自知是「最後一戰」。另一主角是游醫吳又可，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與孫傳庭惺惺相惜，為他治療軍中出現的瘟疫。吳又可後來寫成《溫疫論》兩卷，有指開中醫治療傳染病學研究的先河。末代王朝，大將軍無力回天，一介游醫反而濟世為懷，為後世治病救人打下基礎，名留歷史。

瘟疫離不開政治，政府抗疫無方，輕則被人民痛罵，重則政權不保。任何國家當遇上疫症時，政府第一反應都是淡化處理，盡力安撫人心，希望大事化小，表面上是不想令社會恐慌，實質上是不想民眾知道太多真相，洞悉政府束手無策的醜態。

保障健康外  有其他考量

網絡年代，民智大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網上有大量防疫抗疫資訊，「教育」了普羅大眾如何做好防禦。香港這次雖然也受疫情衝擊，但在染病和死亡個案上遠較2003年沙士為少，原因之一應是資訊自由令大家對新冠肺炎了解更多，懂得如何防護。

政府處理疫情，除了保障民眾健康，還有其他的政治考量。香港是否應該封關，就有人批評政府是不想截斷香港和內地的人流往來，以免「得罪」北京。

內地抗疫，就在「繼續隔離」和「盡快復工」之間作取捨。說過了，內地如果遲遲不復工，很多中小企和民企就會支持不住倒閉，失業率會上升，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可能不保……大規模復工如果令疫情再次升溫，早前咬緊牙關封城死守的努力就會前功盡廢！如何取捨，是北京要做的政治決定，醫學專家和醫護專業的意見是幫不上忙的。

國際戰場  美國針對中國「軟實力」

當前的瘟疫政治另一戰場在國際社會：歐美國家藉新冠肺炎把矛頭對準中國，一方面把中國大陸「鎖定」為播毒源頭，另一方面則大造輿論，認為全球生產鏈應與中國脫鈎。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重塑全球化下生產鏈的布局，衝擊中國大陸世界工廠地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1月30日接受Fox電視訪問時就表示，肺炎疫情擴散有助工作崗位回流美國，部分或會流向墨西哥。外媒也借勢唱淡一帶一路，認為疫情會打擊這項由北京力推的國策（China’s Belt and Road Plan Is Getting Lashed by Coronavirus, Bloomberg, 3月4日）。

1990年代開始流行的中國威脅論，以南海問題作為主要議題，認為中國大陸冒起，將會在地緣政治上威脅南海諸國，這是從軍事平衡、經濟利益等具體問題上針對中國。

當前的新冠肺炎則開闢了另一戰線，美國指疫情在全球蔓延是因為中國防疫不力、掩飾疫情真相、透明度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甚至指中國提供的數據不完整，增加了美國防疫的難度。這些都是針對中國管治體制、國際責任等「軟實力」而作的指控，其殺傷力並不比「中國掠奪南海利益」的說法為輕。

美國指「中國防疫不力導致病毒擴散」的言論在某些國家已觸發一場「反華浪潮」，一名新加坡男子在倫敦街頭被毆（被誤以為是中國人），以及歐洲某些旅遊點「不歡迎中國遊客」，雖是零星事件，但卻反映了國際上一股「仇華」情緒正在蔓延。

傳染病全球治理  港醫學界可有更大貢獻

傳染病的全球治理機制已經初步形成，其中在2003年對抗沙士疫情時，世衛組織建立的「重大疫情全球警報系統」發揮重大作用，其後在禽流感、豬流感等公共衛生危機中，世衛也發揮了它的協調、監測等功能。內地在處理今次新冠肺炎時，也經常引用世衛的「表揚」以示抗疫成績可取。

然而，內地有學者卻對世衛有不同看法，特別是其機構龐大臃腫、層次多、管理僵化、調度失靈、辦事效率低、行政費用開支大；面對複雜多變的全球健康威脅與危機時，世衛反應顯得遲鈍，治理效率低下（參考張彩霞：〈傳染病問題的全球治理機制及其完善〉，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2012年1月）。

文章指，傳染病全球治理，主權國不再是國際衛生合作的唯一主體，各種非政府組織、公私合營機構及區域衛生組織都正在發揮作用。以香港醫學界的高水準和強實力，未來在傳染病全球治理方面應該可以有更大貢獻。

新冠疫情總有退卻的一天，但瘟疫政治卻可能繼續蔓延，成為中國與西方國家角力的另一戰場。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陳景祥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在傳媒界工作逾30年，曾任職通訊社、電台、報章、網絡媒體，有豐富的編採和管理經驗。 除了新聞界的工作，陳氏也積極參與新聞教育，曾任教樹仁學院，及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班課程。陳氏現為樹仁大學學術諮詢委員會成員，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特邀教授。 公職方面，陳氏於 2006年1月獲行政長官委任，擔任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成員，並在翌年提交檢討報告書。此外，他在 2010年1月獲香港證監會委任，出任投資者教育委員會（任期已屆滿）及產品諮詢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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