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對高等教育的影響

正在大家捲起袖子準備復課的時候，疫症又出現了本地個案。為文時，還未找到源頭，不排除是本地的隱形病者，正在繼續傳播病毒。這就應了梁卓偉教授月前說的話（《紐約時報》4月6日），病毒將長期作怪，疫情會不斷反覆起伏。社會經不起長期的「封閉」，因此政府必須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鬆」與「緊」之間，「放」與「收」之間，保持可攻可守的政策彈性。

最近兩天，梁卓偉又提出了新的警告：新冠病毒的隱形傳播，幾乎不可能「消滅」，而只可以想辦法「遏制」。美國的領頭科學家福奇（Anthony Fauci），也認為新冠病毒會長期存在。

它的散播方式與途徑，人類也只能說還在探索。而疫苗的產生，到處都是「只聞樓梯響」，即使很順利，也不是一兩個月可以臨床生效的。因此，不能因為只有零星的個案，就認為疫情已過。張竹君說的，假如有本地傳播的個案，就可能有社區大爆發。絕非聳人聽聞。新加坡就是一個好例子。

不過，現在世界各地出現的，卻不是與疫症搏鬥的策略，而是科學判斷與經濟耐性的張力，也可以說是不同的「求生」目標的拉扯，是「生命」與「生活」的取捨；是「居家保命」還是「拚死求活」的掙扎。

這裏面，還牽涉到個人與社會的考慮。香港雖然是一個思想自由的社會，但是在沒有「口罩令」的情況下，幾乎99.9的人，不論國籍，都帶上了口罩。是氣溫過了30度，才有忍不住要透氣的。在不少西方社會，至今還有不少抗拒，「我沒事，為什麼要我戴口罩？」多少有點覺得戴口罩是一種侮辱。

要呼籲每一個人為了全社會福祉而做一件事，在很多社會是很難做到的。他們習慣的思想：「我關心的是，政府能為我做什麼！」君不見在不少地方的示威，口號是「居家」、「戴口罩」「違反人權」。

生源斷絕 面臨崩潰

疫情在許多地方還沒有過高峰，但是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經非常明顯。

美國一位教育評論家來信說，美國的高等教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這兩年，即使還沒有疫症，許多美國大學都已經叫苦，主要是由於簽證的收緊，失去了中國這個主要的生源。現在疫症一來，一則當地防疫失守，二則對亞裔的歧視蔓延，許多中國和亞洲學生都回國了，估計不會回來了。實際上大學也復課無期。（這種情況，在英國也許更厲害。）

招收中國和外國學生，對許多美國大學來說，是生命線。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斷上升，而學費的漲幅遠遠追不上。加上由於稅收等種種問題，用以支持本國生的助學金捐贈，愈來愈疲弱。招收外國學生，尤其是中國學生，變成了財政解困的主要出路。

即使是美國本土，許多跨州入學的學生也都回家了，也估計不會回來。大學還要替他們支付回家的路費。很多一二線的大學，就只剩下少數的學生，苦撐。固然要節約開支，但人員開支是無法削減的主要開支。大學還要因為學生離校，而要退還住宿、膳食等已收費用。有些大學還要退還學費，因為家長認為網上的教學質量不符期望。退費的要求，也因為家庭收入的劇降，而愈來愈成為風氣。

不少大學，以平時的名氣，靠賣債券獲得資金。如今，大學的債券在市場上估值甚低，有些大學負債纍纍，面臨破產。

主要財源 反成重災

《金融時報》（4月21日）有一篇長文，詳述高等教育面臨的重大危機。尤其是美、英、澳這3個以依賴外國留學生而獲取收入的國家，許多大學將面臨崩潰。記得大約15年以前，以WTO的跨境貿易作為背景，有不少以教育作為重要輸出的國際會議，「教育強國」以輸出國的神氣，傲視國際。

領頭的澳洲，教育輸出佔了「出口服務」的最大宗。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吸引留學生（留學生是屬於「跨境付費」購買服務）。沒有人會料到，這種優勢，在疫症下反而成了重災。

據《金融時報》的統計，2017年，全球留學生最多的是美國，近68萬人；其次是澳洲，26萬多；英國，20萬。留學生的來源國，最大是中國，幾乎55萬；其次是印度，21萬；第三是韓國，不到7萬。（順提，香港出外的留學生有3.3萬，按人口密度，是全球最多。）由於留學生大都是自費，許多大學不斷提高學費，優化收入；但又大量借貸，投入於體育設施與宿舍建設，作為吸引更多留學生的投資。疫症之下，英國估計由於失去留學生而損失的學費收入，達到70億英鎊，相當於全英學費總額的三分之一。

澳洲的數字是46億澳元，佔全澳學費收入的14%。掌握全局數字的機構說，每一所大學，都在全面削減開支、推遲建造工程、削減高級人員薪酬等。但仍然難以應付困境，弄不好，會在6個月之內倒閉，影響到2.1萬人失業，無數學生的學業無以為繼。

許多人估計，來年的留學生會少之又少。起碼在新學年開始之前，所有與入學有關的國內考試、英語測評，通通都推遲了。即使想留學的學生，也沒有報考的門路。最重要的是，如《金融時報》所言，沒有學生願意離家；除了疫症，種族歧視是最致命的原因。

跨國流動 陷於停頓

現在看來，過去十多年非常蓬勃的跨國學生，將會在疫症影響之下，陷於停頓。

除了上述的亞洲學生近年大量流向英語國家，歐盟的跨國交流 Erasmus Mundus（學生需要經歷多國的大學）項目，也是促成近年全球大量跨境學生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些不受注意的，是穆斯林學生因為埃及政局不穩，而轉向馬來西亞、印尼、中東；以及前蘇聯國家之間的學生流動。還有，近十年左右，全世界幾乎所有比較成熟的大學，都在努力推動國際交換（Exchange），讓大學生在外國的大學作半年或者一年的交換學習，經歷另一種文化。這是全球不約而同的大規模「運動」，現在看來恐怕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復原。是否復原，還難以逆料。

將來回顧，對於教育來說，全球化將面臨大倒退。這不只是由於疫症，也是由於特朗普帶頭的國家保護主義，切斷了國際之間的互信，犧牲了多年來逐漸趨向蓬勃的民間學生交流；這無疑將減弱下一代的跨國互相了解，跨文化互相經歷；全球的和諧共融，會不會因而更加遙遠？

還有，疫症之下，高等教育普遍大幅度使用網上教學，而且似乎甚受學生歡迎。這將對高等院校有什麼影響，實在難以估計。假如網上教學會在教學裏面佔一個不小的席位，那將是一大進步，因為可以把一大部分學習還給學生，反璞歸真。但若真如此，大學教師的角色又會起什麼變化？教師的辦公室設置，又會起什麼變化？已經有跨國公司，宣布員工可以永遠居家工作；芬蘭20%的政府人員，選擇居家工作（可以偶爾用共享辦公室）。在教育體系裏面，大學會不會首先出現類似的情景？反正，要學生兩三個小時不斷對着同一個教師，恐怕愈來愈不容易了。

以上，只不過是圍繞着高等教育者的小圈子，探索一下疫症帶來的影響。更大範圍的影響，也許會更加震撼。此處不贅。

然而，人們對高等教育的想法，會有什麼變化？是因為經濟不景，而希望多念幾年書？還是因為前途黯淡，而對教育更加失去信心？目前還看不出端倪。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