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有不少內地的大儒南下,旅居香港,並展開他們傳承文化,興學授業的偉大工作。錢穆先生是難得的一代通儒,他的得意大弟子余英時以「一生為故國招魂」去總結他一生的志業。他是一位國學大師,傑出的史學家。他在抗戰走難期間艱苦地完成了《國史大綱》以喚起中國魂,奮勇抗敵。書生立言報國,莫過於此。他在《大綱》的序言中明言,國人應該以「溫情和敬意」去研讀國史,對國家歷史的認識是每一個國民應有的基本義務。後來,他和傅斯年被喻為「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座石獅」。
唐君毅先生是一位悲天憫人的哲學家,精通儒佛,並能貫通西方哲學的鴻儒,他曾受教於新儒家的開山祖師之一熊十力,天份極高,30多歲已能建立自己一套哲學系統。他是第二代新儒家的重要承傳人物,晚年他提出「心靈九境」,建立下了一套清晰的層次和框架的心性之學。但他眼見中國文化的千年大樹即將傾倒,樹倒猢猻散,「花果飄零」,許多人被迫飄泊異鄉,寄人籬下,苦不堪言。他心常有戚戚之痛,甚至半夜夢回驚醒,大叫大哭,滿頭大汗,可見他愛國之情懷。故此,他立志要在香港重植杏樹,冀盼把靈根再植,花果再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錢賓四和唐君毅都是要好朋友,他倆聯同張丕介等在深水埗桂林街的一層唐樓創辦了新亞書院,為當時貧窮的青年人提供了大專的教育,主要教的是文、史、哲、經濟及商業等科目,他們志在教育,不畏艱險,以「手空空,無一物」和「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精神去辦學。「多情」就是新亞的精神,情就是無私的奉獻,純真的愛他人,愛國家民族包括家國之情、父子之情、朋友之義。
新亞在錢、唐、牟、張等群儒的帶領之下,在農圃道打下根基,到七十年代與其他兩所書院,以聯邦制組成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為香港政府認可的大學,在香港的大專大學教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後來,錢穆因不滿大學的種種政策,毅然離職。「功成身退」在農圃道舊校舍創立新亞研究所繼續自主地辦研究學位,及後錢師移居台灣。唐君毅曾出任哲學系系主任,以至接任書院院長,乃至政務纏身,少了時間在教學及著作的工作。幸好,唐君毅的得意弟子霍韜晦在唐君毅離世後奮起傳承其師的遺志,在香港推動「生命儒學」和「生命佛學」在文化沙漠的香港,嘔心瀝血地灌溉,建立一片心靈的綠洲和一處教育的桃花源!
錢穆和牟宗三兩位先生都得享八九十多歲的高壽,但兩人在晚年已移居台灣。1978年,唐君毅先生因病辭世,享年70歲。因此,香港的國學大師變得人丁單薄,難於承傳和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時代,中國文化被受冷待,雖然各所大學皆有開辦,文史哲學系,但大都只流於學術研究的小圈子,未能實踐,遑論推廣。當時的社會大眾對國學毫無興趣和認識,只是為了應付中學會考或高考的考試。當年的家長和學校普遍都「重英輕中」。中國文化實急需有人繼起,承傳錢、唐、牟諸位大儒的心血。
霍韜晦如錢師一樣一生守護中國文化,傳承開新
霍韜晦先生當年在中大哲學任教授,他不甘中國文化被受忽略及歧視,誓要扭轉一味崇尚西方的各種思想,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一心重振東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尊師重教,敦品修德等學問。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沉澱了無數的精華魂寶,實在可以為人們帶來生活的幸福和精神的滿足。
霍師於1982年開始在民間開創文化及教育的事業,以一己之力去付出,無論人力物力財力都銀匱乏,尤如錢穆先生等創辦新亞之時一様,「手空無物」但靠兩手雙拳,一步一步把文化事業建立起來:創法住、辦課程、搞講座、辦雜誌、建書室、組歌詠團 、興辦學校……. 30多年來,不過一日閒。
最可惜的是霍師一直想在香港籌辦中小學,但不被香港政府的青睞,因為教育的官員識見有限,未懂教育的真諦,乃至法住多番在港辦學也無功而返。最後,霍師的學校落戶於粵西的羅定名為喜耀學校,提供小一至初中,九年一貫的課程。有關喜耀教育的精粹,我將另文介紹。
中國文化起於遠古的黃帝時代,歷5000年至今未有斷裂,實有先賢不斷努力。中華文化不但影響東亞諸國如日本、韓國、越南,亦因多年來華僑散居世界各地,世界70億人口中,中國華人人口約佔十四五億之多。香港雖然只是彈丸之地,但在繼承中華文化中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北宋的張載所言「為往聖繼絶學」任重道遠,我是明白由梁嫰溟、熊十力到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到霍韜晦、余英時幾代人的奮鬥和努力呢,霍師如錢穆老先生一樣一生守護中國文化,傳承開新,當今之世,定有人繼起,承擔世運,延續其文化及教育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