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信任成為日常

信任之於香港社會迅速消失，相信是晚近10年左右的事情。而這趨勢一經啟動，便出現了「骨牌效應」，一般信任快速蒸發，而這狀况逐漸擴散至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至不信任現在成為了主流的日常意識。

信任可粗分為個人及制度信任兩種。個人信任者，建立在人與人關係的信任也。它的特點是因人而異，一般而言，是以熟人為主，因為跟某人有關係（例如是親戚）或相熟，而信任他。由於信任是建立在人的關係之上，它有一定的不穩定性（例如關係出現變化，親近程度減少，信任便會相應降低），同時也欠缺普遍性（即不能延伸至另一些社會圈子，更不會普遍應用到不認識的人身上）。很大程度上因為個人信任的不足，我們更重視制度信任。一個具備公信力、可信任的制度可以為我們的生活──無論大小事情──提供「潤滑」的作用，幫助大家辦起事來，毋須糾纏於一些細節之上。我們在處理各種事務的過程中，不可能對具體的人或事的詳細內容都瞭如指掌，因此需要一個可靠的、可信的制度來幫助簡化程序（例如質量的驗證），減少爭議或促進達成共識，提高辦事的效率。不過，制度信任並非必然，好些國家長期未能建立有公信力的制度，令它們在社會、經濟、政治發展都遇上不少困難。

香港和香港人曾經相信這個社會在制度建設方面做得相當不錯。不少人甚至會認為此乃香港之優勢，因為存在制度信任，社會各方面的運作都比較規範，大部分事情均在可預算的範圍之內發生。又曾幾何時，大家都相信這樣的制度環境很穩定，不容易發生太過突然的變化。

當然，現在事後看來，大部分觀察員的估計都出現了顯著的偏差。制度的韌性被高估了！原來制度要崩潰，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不信任由一個範疇散播到另一個範疇，一切曾經以為是堅固穩定的，隨風飄逝，煙消雲散。這時候，我們開始了解信任的特點：它存在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它有什麼特別，甚至認為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值得高談闊論。只有當信任消失之後，才會赫然發現它是如何寶貴，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方便。因為存在信任，大家不會斤斤計較，不會查根究底，不會反覆檢查，也不會咬文嚼字。

當不信任成為了主流日常意識之後，凡事懷疑，要仔細檢查每項細節，假設每件事情背後都另有一個事實，表面上相安無事，其實存在陰謀詭計。大家開始接觸之前，先做好個人防衛，以免對方有機可乘。當然，我們明白，太多的信任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事關這會令大家減少懷疑，削弱防衛意識，阻礙制度建設。很多制度安排之所以會建立起來，皆因我們不能盡信熟人、關係。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不信任必須與信任保持平衡，過分傾向於另一方都會給制度帶來負面的影響。

作出澄清 會引起更強烈的反應

當整個社會瀰漫着不信任的氣氛時，每一件事情都會引起懷疑，人人竊竊私語，猜測是否另有動機。如何解讀相關的信息，變為一種有選擇性的行為，大家只愛聽自己喜歡接收的信息。更有趣的是，作出澄清的做法不單止不能平息猜疑，反過來甚至會引起更強烈的反應，被認為是「此地無銀」，事情愈描愈黑，產生一個惡性循環的漩渦，令事情愈鬧愈大。那麼不澄清會較好嗎？又不見得，事關不作回應又會給人一種不願意溝通的印象，令關係變僵。而關係變差之後，就更難溝通。於是，左右為難，涉事的機構或人物容易出現進退失據的情况。只要出現分毫錯誤，會觸發另一輪批評、指摘；如果是所謂的「低級錯誤」，就更會帶來一個新的危機。如是者，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就更難化解。

近月（在沒有違反「限聚令」情况下）茶餘飯後常提及張竹君主任的優秀表現，由她來主持發布會，對穩住市民在疫情下的情緒，令人配合抗疫，功不可沒。她的表現和貢獻，是百分之二百肯定的。不過，當整個社會都覺得由她來發布消息，才更可信，多一份放心，連記者也少提一些無謂的挑剔時，這不見得是一件好事──這個現象的背景是香港已轉變為一個低度信任的社會，不信任成為了我們的日常意識。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及香港研究學院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