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雙城記》：這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也是愚昧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
卡繆《鼠疫》：「說白了，就是個平淡無奇的小城。這兒的四季更迭，僅能從天空的變化中得知。人們在此認真生活，有着他們各自的習慣，同時也感到枯燥無聊，日復一日，我們的市民工作勤奮，但都是為了賺大錢。」
哈爾科孔蒂利斯《十五世紀拜占庭史學家》：「威尼斯人在陸地上沒有立足之地，也無法從事農耕。他們不得不從海上進口所有生活必需品。透過貿易，他們積累了如此驚人的財富。（筆者按：包括藝術品）。」
卡繆《反抗者·地中海思想》：「歷史中專制主義儘管取勝，卻始終不斷碰到人類本性不可征服的精神，這便是地中海保存着的秘密，在那裏，熾熱的陽光伴隨着智慧。」
本篇也是講述兩個城市的故事，兩個都是地中海的沿海城市──北非阿爾及利亞的歐蘭城和義大利亞德里亞海的威尼斯。
鶴立沙洲之上 叱吒商圈千年
更準確地說，前者講述卡繆小說《鼠疫》所寫的歐蘭城，而後者則講述公元5世紀至18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1300年的故事。兩個都是地中海城市，但小說的歐蘭市，即瘟疫的爆發地，竟是背對地中海建城，面向非洲大陸，而威尼斯則面向地中海，背對歐洲大陸。
以城市座向而言，雖同是立足海邊，歐蘭城並不算是承襲海洋文化的海洋城市，它的價值定位是陸地文化取向的；威尼斯則是一個名實相符的海洋城市，迎向大海，擁抱海洋文化，展視海洋精神，從而建立了一個商業主導的民主共和國。在眾多歐亞帝制國家之中，鶴立雞群1300年，長時間叱吒地中海商圈，「商而優則藝」，成為文藝復興的重鎮。
更難能可貴、難以想像的，威尼斯是一個腳下無立足實地的城市，整個城市建立在一片潟湖（鹹水湖）的沙洲之上，四周一片沼澤，而人口只有10萬至20萬。Against all odds，一群逃避匈奴人入侵的難民，在四無支撐、全無資源的絕地之上、困局之中，卻能絕地反擊，破局殺出，在家族專制的大環境中，建立民主共和，且立足1300年，豈非事在人為。
不甘身處劣勢 努力與疫搏鬥
說到事在人為，在「瘟疫之城」中，也有一些against all odds，求盡一己之力，與瘟疫搏鬥，能做多少便多少的市民。雖處劣勢，但力戰到底，絕不認輸。他們是卡繆筆下的「反抗者」，一班「說不」的人──「這個『不』字證實了有個界限存在……反抗行動建立在一個斷然拒絕上，拒絕一種被認定無法忍受的過分，同時也建立在一個信念上，相信自己擁有某種模糊的正當權利，更確切地說，反抗者感覺自己『有權……』」。
換言之，他們說「不」的同時，也在說「是」，或稱之為「我反抗，故我在。」梅艷芳的歌便有這種韻味，同時肯定和拒絕，因為有所肯定才能有所拒絕，又或有所不為方能有所必為。
一個平淡的、普通的、常見的、物質至上或唯物的商業城市，一個「背向海洋、迎向陸地」的城市，突然在各個角落冒出無數的老鼠，也不知是外來抑或本地的，帶來不明來源的致命病毒或病菌，造成天天上升的死亡數字，政府被逼「封城」。
待我排列小說的幾段文字，以為處境剪影（situation profiles）：
「確實，這年頭大家都是從早到晚地工作，把剩下的生命拿來花費在玩牌、泡咖啡館與閒聊上。」
「這時節的一切景象，都讓人感到如此安心，然而，短短四天內，熱病呈現四大躍進：死亡人數由16位、24位、28位，升列至32位。到了第四天，某幼稚園內的臨時醫院正式啟用，開始接收新感染病患。在此之前，我們的市民還能一直以戲謔玩笑來掩飾內心的擔憂；但現在路上望去，大家看來似乎更為消沉、更加靜默。」
「省長決定宣布防疫措施翌日升級，強制大眾主動通報，以及隔離的部分維持不變；感染病患者的住所需全面封閉及消毒；周遭親友需接受40天的隔離檢疫觀察；葬禮由政府擬定規則統一辦理。次日，血清由飛機運達。」
「（官方快報） 上頭寫着：『宣布瘟疫爆發，封城。』」
「這一切都見證着商業也因瘟疫而亡。」
約一年的時光裏，城中人困在恐懼之中生活，不知什麼時候染疫。死亡突破了自以為長命百歲的幻想，變得朝夕與共，隨時變生肘腋。在這「極端處境」之中，在這身不由己的無奈、無力之中，仍有那麼的一些人，硬要打這場無法戰勝的仗，為必死的人爭取那麼的一點「仍能力爭」的尊嚴，不在放棄及絕望之中離世，不在真的死亡之前變成行屍走肉。
方生方死 力爭尊嚴
小說中的醫生和隔離營區的義工便是勇於說「不」的反抗者，其中包括一直力圖以法律作為藉口的法官，後轉為義工，還有一位本可偷渡離城的外來記者，最後決定留下來幫手。另一位義工本是充滿生活力的西班牙舞者，自瘟疫初起，已幹勁十足地幫助醫生。
另一個值得提出來的人物不是義工，而是一個默默工作的小公務員，一直在整理染病者及死亡者的資料，讓他們的存在過，不被忘掉。支持他的，是他希望寫出一本為人尊敬的小說；每晚工餘，他都挑燈提筆，雖然多年來只在不斷修改開頭的一段文字。
正如莊子所說──「方生方死」，每個生命都在邁向死亡，那還努力什麼呢？正因為生命有限，便要惜珍時日，努力讓活着的時候不致白活。
小說中的醫生如此表白：「是的，你會認為這需要傲氣，但我也就那麼一點傲氣撐着，真的。我既不知道前方有什麼難題，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轉變。眼前有病患，就是要醫好他們，接下來，他們會去思索，而我也會。但當務之急是要醫好他們。我只是盡我所能來保護他們，如此吧了。」
卡繆再寫了這幾段文字──「那些投身衛生小組的人也沒那麼了不起，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唯一能做的事……他們自始至終都非常清楚，那就是：必須起身反抗，而非跪地求饒。」
可以離開但留下來的記者說出他的理由──「我不走了，我要留下來跟你們一起……我一直以為我只是一個此地的異鄉人，跟你們毫無瓜葛。但現在我看到的一切讓我理解我是屬於這裏的，不管我願不願意，這件事關係到每一個人。」
瘟疫比喻納粹 警誡人類妄想
一年之後，瘟疫突然結束，正如它的突然而來一樣。卡繆如此結尾──「這篇紀事見證着這些不顧個人苦痛，至此所不得不做的事，以及未來可能仍要繼續完成的事，對抗嗜血之刃、永無終日的恐懼之疫。事實上，李爾（醫生）聽着全城洋溢着喜悅歡呼之際，心想這喜悅岌岌可危，因為這些鼠疫桿菌永不消失，也許有一天，為了給人類吃點苦頭、受點教訓，瘟疫會再次喚醒它的鼠群，將他們送到另一座幸福小城。」
卡繆在《扎記》中提及：「我想，透過《鼠疫》來傳達我們曾經承受的壓迫、威脅與流亡。」卡繆是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佔領法國之時創作《鼠疫》的，當時法國人稱納粹為「褐色瘟疫」，因為他們的軍服是褐色的。（編按：季羨林先生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曾稱穿褐色制服的納粹衝鋒隊為 「黃狗」，穿黑色的黨衛軍為「黑狗」。）
德國納粹黨的法西斯主義代表什麼呢？專制、暴政、強權、民粹暴力、意識形態霸權、思想鉗制、控制文化、系統洗腦、血腥手段、白色及黑色暴力、以高言大義掩飾權力欲……等等瘟疫的變種，或概括統稱為「踐踏人權的白及黑色恐怖主義和手段」。
卡繆認為足以對抗這種「意識形態霸權主義瘟疫」的，便是充滿陽光和海洋的「地中海精神」。
帝國主義環視 民主夾道生存
我個人體會，最能代表這種「地中海精神」的國家和文化便是希臘和威尼斯。我不清楚卡繆有否在什麼著作之中詳論「地中海精神」，我為了寫這篇文章才把《鼠疫》看了一遍，連帶讀了一些卡繆的著作。雖然大學時代熱愛過存在主義，但一知半解。
其實，我也是為了此文才認識到地中海文化這一類別，過去只知道地中海氣候；也因而買了多本地中海歷史的著作，包括威尼斯史，亦從而初步知道，原來威尼斯竟曾經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且以此形態獨立生存了1300年，其生存環境是列強爭霸的歐洲及歐亞非交界的地中海，全是帝制，亦即「家天下」的獨裁專制政權。
威尼斯共和國不但生存，並且光輝耀目、神采飛揚地生存，其海軍戰力強盛，而以海軍力量支撐的海洋貿易從而發達，貨通有無，貫通東西方之間的貿易雄霸地中海商圈近千年，整個亞得里亞海和愛琴海幾近成為威尼斯內海，其商業力量更延伸至黑海。換言之，伊斯坦堡、希臘半島、中東及北非沿岸皆圍在威尼斯商網之中，且設立碼頭據點，方便船隊補給修整、收集情報及集散貨物，或可稱之為「海上高速公路」。當然，威尼斯貨物的供求地域覆蓋整個歐洲及中亞，甚至乎遠至中國，馬可勃羅便是威尼斯人。
威尼斯商人對東西經濟及文化的交流影響深遠，其多年累積的財富亦甚為驚人。但除了用之以經商之外，不少用在藝術投資，威尼斯人極具藝術眼光的。當他們參與法國主導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並應拜占庭帝國流亡皇子之請求，攻陷了當時歐亞首富之城──君士坦丁堡（即今之伊斯坦堡）之後，取得大量拜占庭的藝術品，其他武士只爭拿金銀珠寶。當然，這是跟流亡皇子早有協議的，且簽了合同，十字軍幫他奪回帝位的條件中，還包括了拿出六成君士坦丁堡及周邊土地讓十字軍合伙人攤分，而威尼斯是主要，甚至乎主導股東。
舉國皆商 縱橫七海
威尼斯商人除了治理其「特區」外，還擁有委派拜占庭帝國大主教及重要官員的權利。基本上，仍是為了商業地盤才以海軍力量參加十字軍東征。不但如此，十字軍還要付巨款給威尼斯，支付海上運輸和後勤的費用；一年前先付三成讓威尼斯造船，其餘七成則在十字軍於君士坦丁堡取得的財富中支付。是否有點現代資本市場的「槓竿及敵意收購」（Hostile & Leveraged Buy-Out）的味道？但這是差不多1000年前的事。
威尼斯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商業主導的共和國，而威尼斯商人的資本很長時間都運用在造船和流動資金（航運和貿易），因而「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廣進達三江」，即以財生財，而不是投資增值。他們亦創發了多種切合實際而靈活的集資和融資方法，非常現代化，但其目的在支持小商人七海經商，避免做成大量財富集中於少數大商家手上，也嚴禁襲斷的出現。
威尼斯的法律皆以此原則訂立，而主導政府的大商人也主動推行各種扶助小商人的政策。其實，這是非常務實的遠見，舉國皆商，培育凝聚一個「縱橫七海的創業文化」才可壯大威尼斯的整體力量，編織巨大的商業網絡，其民主共和政體也為此而設。民主共和國催生文化及經濟多元化，從而產生可持續的動力，情報力、應變力和創造力，強勢的單元專制只會引至衰退，甚至滅亡。這在全世界的帝國興衰史上，例子比比皆是，實為歷史定律（pattern of history）之一。
看破主觀意志 道家不謀而合
威尼斯的成功在於化險阻為資源力量，把圍困他們在淺水沼澤之中的海洋視為四通八達的闖蕩平台，將這個歐洲大陸的邊陲窮惡之地一個華麗轉身，背向大陸，面向大海，變身為浩瀚海洋的出發點，突破「劃海自限、坐困愁城」之局，揚帆出海，長袖善舞，左右逢源。至於西面的神聖羅馬帝國、東面的拜占庭帝國以及伊斯蘭國家，或可稱之為斡旋於基督教和回教勢力之間。
威尼斯商人周遊列國，見多識廣，切實體會文化的重要，故極重視教育和藝術投資，而其教育以人文及古典文化為主，其水平曾為歐洲之冠。與文化及教育相關的，便是出版業。威尼斯在文藝復興之時已成為歐洲出版業中心之一。由此推論，威尼斯的文化根基極厚，加上「海洋精神」，故具備國際胸襟和視野的人才輩出。
簡而言之，就我淺見，「地中海精神」便是「尊重個人、重視文化、多元綜合、海闊天空、出格思維、異中求同、和裏共濟、創業破局」的精神。
海洋是自由的，但要順應自然之道才能善用海洋的力量。事在人為是主觀的動力，但必須虛懷若谷，破開自我中心的圍城，看破主觀意志必對的迷霧，了解自然，順應自然，人心物理也是遵從自然定律的，這便是道家的「道」。道家不是避世隱世的玄學，而是實事求事的務實智慧，行事待人接物處世的智慧。威尼斯共和國的1300年歷史或許呼應中華道家的智慧。
中華文化的科學和醫學不也是源於道家嗎？或許道家文化也是預防及應付各式「變種和偽裝瘟疫」的良方妙藥！
且以Beyond《海闊天空》作為結尾：「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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