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缺乏政治人才是個老話題，在「新時代」的號召下，特區政府有沒有「新思維」為香港培養更多接班人，尤其是管治架構內的年輕生力軍？
回歸之後政府投入不少資源在青年工作，青年事務委員會也換上較年輕的主席劉鳴煒，希望予人新鮮感和活力感。然而毋庸諱言，香港的青年工作解決不了青年問題。從反國教到佔中然後冒出不少激進政治組織和校園內的港獨活動，主力都是年輕人。政府對於一群躁動不安、憤世嫉俗的「後生仔」，可說是苦無對策、一籌莫展！
本屆政府上場後，強調青年政策會「與青年同行」。行政長官在首份施政報告內提出「關注青年的學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讓年輕一代看到曙光和向上流的機會，有助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而落實這個目標的其中一個方法，是「招聘20至30名有志於從事政策研究與政策和項目協調工作的青年人」，加入新成立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創新辦）。
香港付得起高薪 卻無培養人才制度
林鄭月娥在上周撰文，以「從『中策組』到『創新辦』」為題，解釋她改組中央政策組的目的，是希望「提供更多機會給青年人直接參與制訂公共政策」。該計劃有意招聘的20至30名年輕人月薪由3萬至9.5萬元，廣告一出，政界中人不少都認為是「筍工」、有吸引力。以優厚條件吸引好人才加入政府，是香港慣用手法。問責制推行以來，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薪酬都與高級公務員掛鈎，單從報酬計，算得上有吸引力。林鄭推崇為學習對象的新加坡向來就以高薪吸引精英加入政府，他們的原則很簡單：不以高薪怎能吸納到最優秀的人才？然而高薪以外，政治人才還需經歷不同的鍛煉和考驗，香港的情况是付得起高薪，但卻沒有一套培養政治人才的制度。林鄭文章透露改組後的中策組有六大功能，其中並不包括培養政治人才。是真的沒有這個打算？還是不想宣之於口？
自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後，香港的政治中樞打開了一扇容納非公務員加入政府決策層的大門，首屆問責班子就有來自金融、專業和商界背景的人物加盟。但最後成效如何，公眾「心裏有數」。雖未至於失敗收場，政府管治成效和威望卻未見收到顯著成效。問責班子碰得焦頭爛額不難理解，那些來自民間的英才縱使在本身專業卓然有成，但從政全無經驗，他們或許曾經參與政府的重要委員會，然而過來人都明白，這些委員會的實務和運作都操在「書記」（秘書處）手中，他們足以影響委員會的工作方向和結果。換句話說，在決策層（主要是政務官）工作的經驗，和光是「坐委員會」的歷練完全不同，問責班子內的非公務員難以駕馭龐大的公務員體系。
到曾蔭權一屆政府擴大問責制，設副局和政助新職，希望為政府班子引入更多新秀，結果成效有限。擔任副局和政助的人沒什麼表現機會，議員、政黨、社會團體等仍然事事都要找局長，副局只是替身，政助就更等而下之恍如閒角，結果任滿後就在公眾視野中消失。這一屆政府有幾名副局長「升正」局長，有人認為是擴大問責制開始見效，然而實情是劉怡翔（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李家超（保安局長）在出任副局前，都已是部門主管（劉是按揭證券公司總裁、李是警務處副處長），知名度在當時已經建立，跟副局的職位並無多大關係。
每一屆政府都「從頭洗牌」
英治年代，港英政府不會為本地培養政治人才，市民也看不起「吃政治飯」的人，成功人士都做專業、從商，出任公職是服務社會，不是從政。問責制初行時，最受市民「欣賞」的問責官員，是那些放棄高薪厚職願意接受「低薪」加入政府的精英，因為他們願意「犧牲」！從政者的「高低」標準，很大程度是以收入作衡量。隨着社會愈來愈政治化，精英階層和工商建制開始看通了政治權力才是主宰香港命運的主要力量。位置之戰關乎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和實際影響力。即使你鄙視政客，但政治人物手上的權力足以左右大局。從此，對於議會選舉、問責官員等手執權力的職位，都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雖然力爭上位，但香港始終沒有一個培養政治人才的生態系統。在大部分國家，政黨始終是培養政治人才的主要地方；西方國家則還有智庫、商界、大學等機構人員晉身政壇。香港在這方面是一片空白，每屆政府挑選入權力機關的準則都不一樣，靠人際網絡多於制度系統。結果是每屆政府間基本上沒有任何傳承，每一屆都「從頭洗牌」，令政策沒有一貫延續性，房屋就是一個明顯例子。
未來管治骨幹 料以AO為主力
說過了，在「新時代」中央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權」的策略下，大政方針、政治問題中央會親自出手，特區政府只需專注民生、經濟，分工明確。香港以後需要的是管治人才，不再是政治人才。而至今為止，最具充沛資源、最有系統地訓練管治專才的仍是公務員系統。未來的管治骨幹，相信都會以公務員尤其是AO（政務主任）為主力。
中央政策組轉型，本應是一次建立政治培訓基地的機會，但政府似乎不願放手去做。沒有什麼特別使命，那20多30個新職位，年輕人視之為「筍工」就可以了。
劉寧榮
陳婉瑩
張翠容
彭家發
林沛理
尹瑞麟
褚簡寧
施永青
謝祖墀
楊必興
劉銳紹
常霖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