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張信剛教授根據李大白（灌茶家）2017年6月25日在公眾號發表的〈張信剛：現代大國進行智力構建的經驗〉一文改寫，本社獲作者授權分兩期刊出，下一篇將講述「中國智力構建的選項」和「文化傳統、社會風氣、學者修為」等題目。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被公認是本世紀最能影響人類前途的兩個國家。大多數有識之士認為，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之間應該不會發生全面戰爭；未來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在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因此是人才與智力的長期比拼。
近代強國的智力構建過程
近代新興強國都是以強化基礎教育來展開智力構建。美國從19世紀下半葉起普及小學和中學教育，之後法律規定每個國民都要接受十年義務教育；19世紀末期，美國工人的生產效率已超過了英國和德國。
日本的強盛是從1868年明治維新後興辦新式國民教育開始；1894年甲午之戰的勝利是日本維新成功的具體表現。
從十月革命到冷戰終結（1917年至1989年）是蘇聯興起和衰落的70多年。在這段時間裏，世界上強國（包括納粹德國）的智力構建多半以政治和軍事競賽為目的，其間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最具代表性。
蘇聯自1922年內戰結束後，大力推動全民接受高中教育，成績斐然。但斯大林掌權時期的教育和科研受政治教條約束，不少科學家被流放到邊遠地區。斯大林為了要塑造「蘇維埃人」，在生物學上刻意支持蘇聯科學家李申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的環境決定論，忽視美國學者摩根（Thomas Hunt Morgan）開啟的遺傳基因研究。
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改變了斯大林時代的做法，許多政治上不被信任的科學家被容許在科研部門工作。這可從蘇聯科學院的組成得到佐證；蘇聯科學院很長時間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院士是猶太裔。此外，蘇聯也邀請東德、捷克、波蘭等國的學者到蘇聯工作以增加自己的人才庫。
1957年，蘇聯的人造衛星首先上天，引發美國的危機感。美國立即大力擴展科技人力資源，設法從全球吸納人才。其實早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前夕，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就向杜魯門總統建議戰後應該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杜魯門於是提請國會建立「國家科學基金會」。自此各門基礎科學的研究得到了大量經費支持，培養了大批科學家，包括許多到美國留學然後獲得永居權的外國人才。
大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應用科技和基礎科學都遙遙領先全世界；它在電腦、信息、材料、航天、醫療等領域一再創新；美國科學家自1951年到2016年得到諾貝爾物理、化學、醫學獎的人數佔全部獲獎者的一半以上，其中許多都是歸化美國的移民；代表計算機科學最高榮譽的圖靈獎（Turing Prize）則幾乎由美國學者囊括。
美國的特殊做法
美國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1950年前後，美國的GDP佔全世界GDP的一半以上。這個階段的美國資本集團最有影響力的是洛克菲勒（Rockefeller）、福特（Ford）和卡內基（Carnegie）家族及他們的基金會。二次大戰後，洛克菲勒家族極力推動成立聯合國，並把紐約曼哈頓（Manhattan）東部的一塊土地捐出來作為聯合國總部。可以說，二次戰後的世界秩序是在洛克菲勒等家族的推動下建立起來的。
美國的大型基金會不僅致力於美國的智力構建，還輻射到整個世界的智力構建。美國精英階層有一個相當普遍的信念， 「美國特殊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意指美國在宗教上、文化上、國家認同上、政治制度上和創新能力上，都是一個不同於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的特殊國家。
但是美國的地理位置和「美國特殊論」的自信令美國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心理上都相對孤立，願意了解美洲以外情況的美國人並不多。朝鮮戰爭之後，美國的精英們認識到這個問題。上述的家族基金會這時發揮了作用：他們引領並出資協助美國教育體系加強對全世界的認識。這不僅是為促進美國人了解外部世界而做的投資，還可以把美國的研究成果提供給被研究的對象，引導這些地方的知識界從不同的視角去審視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象；美國的觀點因此得以傳播得更廣。在福特基金會等的大力推動下，美國大多數一流大學在1965年後紛紛設置「東歐研究」，「東亞研究」，「中東研究」之類的「區域研究」的專業。50多年下來，美國真的培養出一大批通曉世界各地情況的人才和許多一流學者。
高等教育因應本地需求出現
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紐曼樞機主教（John Henry Newman）和德國的洪堡（Humboldt）兄弟主張大學是由學者構成的社群，教學與研究應該並重。美國恰在此時開展大學的建設，頗受歐洲思潮的影響。對此我有不少個人體會。我讀研究院的西北大學是1850年由一批芝加哥商人、律師和牧師倡議建立的，如今是美國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是由史丹福（Amasa Leland Stanford；他因修建鐵路致富，也擔任過加利福尼亞州長）及其夫人為紀念因傷寒病去世的16歲獨子而於1885年出資建立的。我在讀時，史丹福大學是半導體工業的源頭，後來發展成今日的矽谷。我開始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的旗艦）布法羅大學（University a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846-），曾任系主任的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880-）和院長的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787-）也都是由本地富商出資建立的教研並重的大學。從1636年哈佛建校開始，美國大部分高等院校是因為有本地需求而出現的民間行為。
美國南北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北方各州已經開始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南方卻滯留於奴隸耕種的莊園農業經濟。因此美國國會在南北戰爭期間（1862年）通過法案，贈與各州一部分聯邦控制的土地用以興辦高等院校，意在促使美國加速工業化，規定這些院校要設置農業技術、基礎科學、工程、軍事科學，但也不排除開設古典學科。許多州都因此建立了「土地贈與院校（Land-Grant Institutions）」，目前大約有100所。這批高等院校可以說是美國聯邦政府「頂層設計」的產物。
20世紀中葉以後，美國大學生人數激增，研究院也高速膨脹。不少州份都決定興辦新的州立大學（如加利福尼亞州），或是接管既有的私立大學（如紐約州）。石油大王約翰‧洛克菲勒的兒子尼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擔任紐約州長時（1959-1973），主要的政績便是大事擴張紐約州立大學系統，收購並擴建了幾間有特色的私立大學，包括我曾任教八年的布法羅大學，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也在此時注資接收了由金融巨富美隆（Mellon）家族支持的匹茲堡大學。
目前美國共有4,000多所大專院校，他們的性質、規模、資金來源和管理模式多種多樣，在世界上的確是一個特例，其總體成就則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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