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漸：中國必將繼續提倡開放自由的國際秩序

編按：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早前與新力量網絡聯合舉辦「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分兩部大主題研討，講者陣容鼎盛。第一部分題為「回歸二十年成與敗」，講者包括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陳麗君、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第二部分題為「中國的未來」，講者包括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徐斯勤、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以下是王于漸當天的演講內容：

全球化使我們的生活出現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我們必須認識過去25年的世界變化及它為中國所帶來的機遇，以此為我們理解未來中國經濟的挑戰。

尚未來臨的第三次經濟全球化

在全球化歷史中，有三項因素對人類的發展有極大影響，分別是貿易成本（cost of trading）、溝通成本（communication cost）及面對面成本（face-to-face cost）。在過去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已成功克服高昂的貿易成本及溝通成本，只有面對面成本尚未克服。在全球化之前（即三項上述因素都未被克服前），消費與生產必須在同一地方進行，所以生活模式是高度分散，多生活在村落之中，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源於貿易成本下降，人類出現史上第一次生產地點與消費地點分開（unbundling）的情況，也就是西方興起，亞洲沉淪的開始，故第一次經濟全球化使到我們中國人消費歐洲生產的物品，給果讓歐洲人賺得盆滿缽滿；第二次經濟全球化源於資訊科技長足發展，大幅度降低溝通成本，使到生產的工序不再只限於先進國家之內，而可以遷移到落後國家設廠，造就生產可以分散於不同地方，第三次經濟全球化尚未來臨，但當來到時將會使你們所有人都驚訝。

在全球化以前，生產與消費都在同一農村中，由於生產力的分散，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任可個人的發明都無法協助他人生產及影響世界，所以生產力的回報極低，世界的發展極奇緩慢，自公元元年至公元1700年，人均GDP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變化，唯獨西方在公元1500年開始略有上升，在那個時代，亞洲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當時十萬人以上的城市集中在中國及中東。但在蒸氣機、蒸汽船、鐵路帶動下，貿易成本大降，第一次經濟全球化使英國的產品能一直運到中國，造就大量的商家在英國設廠，讓英國集中世界的知識與技術。貿易成本從1745年到1970年間不斷下降，而世界的貿易總額則不斷上升，基本上都是先進國家出口，直到1970年，亦即舊經濟全球化的終結。當時工廠都集中於先進國家，生產力亦高度集中在少數國家中（亦即今日的G7），她們的技術互相促動，使世界經濟在1700年後開始成長，以每年約2%的速度成長，歷史亦因此轉變，超過一百萬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經濟中心轉移到歐美地區。

第二次經濟全球化，源於資訊傳播成本大跌，從1975年到2011年間，網路主機、電話用家及網路使用者均大幅上升，使到意念的流轉加快，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是產品流通加快，這一次是知識流通加快，亦即「難以」保護知識，知識全球化使到G7國家的企業重新檢視自己的生產程序，把不必要於本國生產的程序遷移他國，但由於G7國家為了減少知識被大量國家擁有，故G7國家的生產往往只是擴散到一小部分的國家，當中中國就是最主要的得益國，全球生產鏈也由僅僅是發達國家以內的事，擴張至落後國家。

在公元1700年，中國和印度佔世界GDP比重達51%，而當時的G7只佔7%；在1700年至1800年，中國和印度仍佔世界GDP比重達49%，而而當時的G7佔25%，接下來的200年，G7國家經濟急速上升，而中國和印度卻停滯不前，直至1990年，因為生產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與印度，中國和印度經濟再次急速上升，而在G7國家向外設廠時，主要受惠的六個國家是：中國、印度、南韓、印尼、泰國、波蘭。在90年之後，G7的GDP佔全球比重下跌，而大約有11國瓜分了這部分的全球比重，除去上述提及的六國，便是一些原料國。故在第二次經濟全球化中只有11國GDP佔全球比重上升。

台灣廠家最先提出Smiling Curve（圖一），若只單單從增值（Added Value）的角度去看，當全球化出現後，物品的製造（Fabrication）程序都搬去較便宜的國家，使製造對物品的增值下跌，而製造的前後程序（如：設計、市場推廣）的增值因而上升，亦即生產一條牛仔褲極為便宣，但推銷一條牛仔褲卻極其昂貴。這就是資訊科技革命引發第二次經濟全球化的結果。

Smiling Curve與Elephant Curve

早期對於全球化的理解認為由於生產必然集中於同一地方，故此資本家與工人是源於同一國家，即便雙方有矛盾，但亦會有一至的意見，所以General Motors的CEO可以說出「對GM好的必然對美國好」（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America），但在資訊科技革命後，資本家與工人就不再是同坐一條船，正如Apple的產品都不是在美國生產的。

中國近三十年的GDP急速上升，但生產力（productivity）並非特別高，因為中國畢竟只是拿到部分技術，但若果全球化一旦暫停，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無法銷售，發達國家亦無法買到廉價產品，若特朗普真的把工作崗位全都帶回美國，美國的消費者將會深受其害。以往有日本人經常提及亞洲的發展是Flying V ，即日本帶頭，繼而惠及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等，在我看來，這完全不對，經濟發展的未來是往往是不可預知的。

發展中國家極力爭取先進企業到她們的地方生產，所以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往往不只是關稅，還牽涉勞工市場、法律等方面的改良。這引發世界收入出現Kneeling Elephant Curve （圖二）。1990年至今，收入增加最快的人是剛剛好收入在中間百分之五十的人，當中大部分亦就是中國人，另外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的收入增加亦極快，然而最慘的是富裕國家的窮人和中產階級，因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他們的職位大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產生世界的種種問題。

擁有對全球化的的理解，我們才能擁有足夠的背景資訊理解中國。

中國生產力的高低最終都是由中國的科技決定，若果生產力不提升，中國只能依靠賣產品予他國，故一旦世界陷於貿易壁壘，中國經濟就會不行。中國作為農業大國，但某些關鍵技術卻相當落後，就如培養新品種種子、處理面粉的機器、殺蟲劑的生產機器、電腦晶片、高鐵核心技術，都依賴外國技術或直接從外國進口，而外國人亦因為中國的缺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擔心這些核心技術被偷而不來中國設廠。這正是因為要把科學理論實現動輒要五十年的摸索，且當今全球化能遷移至他國生產的部分必然是低技術的部分，但可幸中國具有人口眾多的優勢，若能多與世界溝通，必能方便知識的累積。此外，為符合本國的利益，故中國的必將繼續提倡開放自由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