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顛覆自由主義|鄭赤琰

自由主義（Liberalism）成為一個「主義」（-ism）首先在英國出現，在經濟領域，主張政府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不要干預經濟，任由商人開發商機，商業便會愈做愈廣愈大，經濟也就會無止境地得到開發，財富就會滾滾而來。在這個Liberalism經濟政策推動下，「重商主義」首先在英國發跡，英國也因此成了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影響所及，歐洲鄰近的荷蘭與法國爭相效法，後來更由英國帶去美洲，美國脫離英國管治後，自己獨立建國，也奉行Liberalism，這個主義便因此在歐美推動下成為主導世界自由經濟思想的泉源。

「自由放任」引起經濟蕭條和戰爭

可是自由放任的商業行為很快便把經濟推向災難，各國為爭奪資源紛紛到全世界去佔領殖民地，為保護自己國家的市場紛紛築起關稅壁壘，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發生，1929年經濟大蕭條也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接踵而來。這三大禍害都在20世紀的頭50年發生。可見「自由放任」的Liberal經濟思想為害之大。

在全球經濟與市場廢墟中，首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想到了用「新政」（New Deal）去改革Liberalism，把原來不受管控的自由放任改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干預」，原則上還是沒放棄Liberalism的市場經濟，只是政府採用政策去調控商業行為，例如建立世界關貿組織以防關稅壁壘，用公共財政去調控通貨膨脹，調控工資與全民就業以保護勞工福利等等。這個「新政」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先前無限放任的Liberalism則稱為「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後者這幫資本家刻薄工人的待遇，把工資壓得低到工人難以過活，以為資本可由剝削工人而得到累積。前者看到不斷調高工資可不斷增加工人收入，從而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市場購買力也會不斷壯大。

新自由主義令美國舉債度日

羅斯福的新政並沒有針對經濟大蕭條進行治本，只是採用治標的手段。治本的話便應該針對重商主義進行修理，而其治標的手段卻認為市場空間不夠大，量化也不夠大。以為只要在國際間訂立世界關貿總協定，便可擴大市場空間，不斷增加工資，還想到利用金融體系提供各種借貸讓商家與消費者根本不考慮量入為出與開源節流，公司的理財也把赤字視為正常。結果新政沒解決重商主義的問題，只把問題量化到不斷擴大，自己負荷不起，便用國債的方式叫外國分擔。

進入21世紀所見，美國的國債已超過60多兆美元，中國和日本買下的美國公債不過3兆美元而已，美國企業也紛紛破產，像通用汽車公司在底特律創業，今天已維持不住還得靠出走到中國來救命，而底特律市往日繁華今天已成了半個鬼城。國家與企業如此負債過日，美國的個人更是由60年代仍有儲蓄，到80年代便開始負債。2008年金融海嘯由房貸一按再按按到泡沫化而引爆的危機。在此一役，平日號稱千億萬億資產的超級企業，如AIG，也面臨破產到負資產呢！要不是奧巴馬總統開動印鈔機救災，美國在此一役早把世界經濟給搞垮了。此時全球也流行一句話：美國債務大到不能倒，大家只好讓其加大印鈔救險了！而小小一個希臘欠下歐盟一小筆，都要搞到歐洲「天怒人怨」呢！

關稅壁壘造成經濟衰退

美國由羅斯福到奧巴馬前後遭遇兩次重商主義帶出來的世界經濟危機，兩人都只能用「拖而待變」的政策，把問題留待後人去收拾。特朗普出身商界，看不到重商主義的死穴，「只緣人處此山中」，見樹不見林，他會看到外貿出現巨大入超造成的天文數字的赤字，對美國不公平，於是憑其商人的自覺，直截了當地從增加關稅收入去消除赤字，這套不是辦法的辦法，正是1929年經濟大蕭條前的關稅壁壘的翻版。當時各國採用徵收重稅，以為這樣便可將入口貨價提高來打擊舶來品的競爭力，而相對地提高本國生產貨品的競爭，這一來各國爭相效法，很快便把各國的出口市場給關稅堵死了。原本是市場開放的世界，各國採用零和遊戲的規則用抗拒外國貨來保護本國貨，各國基於競爭原則而用加大產量來減少生產成本的工業政策，原本估計可藉外銷來發展工業的，給關稅壁壘這樣一搞，世界市場立刻中斷，各國危機爆發，各國關係也告惡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爆發（1914-18），接着1929年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接着爆發（1939-1945）。

引發共產革命和納粹主義

世界遭遇到這種慘痛的經濟，思想界也開始檢討Liberalism與其極端的重商主義，正在世界大戰的1917年蘇聯共產革命成功，這個紅色革命採用的思想正是批判Liberalism與資本主義而冒出頭的馬克思的思想。除了蘇聯有共產革命，德國也出現了希特拉領導的極端國家主義的納粹主義，同一陣營的還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世界一窩蜂齊都想突破國家界限向外侵略，佔據殖民地，這個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動機正是源於Liberalism的重商主義，以為帝國版圖愈大，資源便愈大，市場也愈大。

世界大戰的結果把帝國主義的想法與企圖打退了。原有的重商主義也以美國羅斯福開始的新政被作出檢討，但其新政的方向仍擺脫不了重商的軌道，不斷加大工人的收入，是為了加大市場，建立世界關貿總協定是為了維持國際市場秩序，為了要攫取世界經政領導地位，美國更不惜採用年年加薪不斷增加工人收入的政策，同時也配合其世界性的貨幣金融政策，以確保其領導地位不被挑戰。

美國佔世界的便宜

可是重商的軌跡不變，用消費與借貸去養大癡肥的商業畢竟解決不了問題，但戰後至今踐行新政的辦法，雖不是長遠之計，卻也能讓世界看到「美國大到不能倒」的通天大災難，而不得不一起來為美國「忍辱負重」，因此2008年的金融海嘯才得以讓美國開動印鈔機加大借貸拖過去。但換上特朗普這個大商家當上總統，他不知重商主義的問題所在，反而以為全世界在向美國討便宜，中國在討，日本在討，墨西哥在討，亞馬遜也在討，討到令他這個商家感到很不夠公平，無計可施之餘，以為不妨直接用重稅辦法立刻糾正美國外貿的收支巨大赤字，但他不去想想美國巨大赤字是美國人消費出來的，要不是全世界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例如買美公債、買美軍火、買農牧產品、買科技產品、買能源、買飛機、買讓劵、買保險等等，把美國人養得肥肥大大，美國人的世界哪有今天的坐享日子。特朗普應該知道的是美國在討這個世界的便宜，不是世界在討美國便宜，他此番把關稅倒行逆施，遭殃的是Liberalism！

原刊於《大馬華人週刊》，本社獲授權轉載。

鄭赤琰

新加坡南洋大學政治學學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園）政治學博士。1977-1998年歷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講師、教授及系主任，期間創立海外華人研究中心。1998-2001年任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主任。九十年代參與成立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並出任秘書長兼副會長。1992年成立香港國際客家學會，並出任會長至今。曾擔任香港崇正總會副理事長。現任馬來西亞大馬新聞資訊學院院長及香港中文大學兼任教授。研究興趣主要包括海外華人問題、客家研究、中國外交政策、亞洲國際關係、東南亞政治與政府等。知名時事評論員。